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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0年代末開始，美國逐步引領全球市場主導的世界秩序；1980年代末，蘇聯共產主義走向崩潰，世界各地的激進左派陷入了危機。像1960年代的許多學生一樣，菲舍爾適應了新世界：擔任德國外交部長時，他支持美國1999年轟炸科索沃的決定（轟炸的對象是塞爾維亞前共產主義領導人米洛舍維奇的部隊），也支持了德國2003年削減福利的決定。

在南方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迫使負債累累的后共產主義國家進行市場化改革；一些前共產主義精英迫切地倒向新自由主義。現如今，名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已寥寥無幾：朝鮮、古巴，以及更具資本主義色彩的中國、越南和老撾。

如今，在蘇聯解體二十余年之后，共產主義還能第四次卷土重來嗎？

一個重大障礙在于，共產主語在60年代以后出現了分裂：老左派把經濟平等當作頭等大事，而菲舍爾的后繼者則更看重世界主義價值觀、性別政治以及多元文化主義。此外，在全球范圍內捍衛弱勢群體的利益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經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人們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平問題憤怒不已，為特朗普和勒龐之流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創造了機會，卻使左派進一步陷入困境。

我們剛剛走進一個充滿重大經濟變革和社會動蕩的新時期。由于極度不平等的科技資本主義無法提供足夠多收入體面的工作崗位，年輕人可能會接受更加激進的經濟議程。在新的經濟秩序中，新左派或許能把白領和藍領“失敗者”成功團結起來。呼吁政府重視再分配的聲音已經出現。荷蘭和芬蘭已經開始試行全民基本收入保障政策，它已經十分接近馬克思“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愿景。

回望過去，1987年的莫斯科紅場已經成為遙遠的記憶，1917年的彼得格勒冬宮更是恍若隔世。我們不可能回到有著五年規劃和勞改營的共產主義時代。不過要說這段動蕩的歷史讓人明白什么道理，那便是我們不能草率地認為共產主義“最后的吶喊”已經消逝，否則這個結論將和1950年代的“意識形態終結論”以及1989年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同樣似是而非。

列寧早已作古，舊的共產主義或許也已失去活力，但對社會不公的反感卻依然隨處可見——當初正是它給共產主義注入了生命力。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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