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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伯告訴我們，物體的尺度遵循同樣的規律：只有當兩個物體在空間上相鄰，比較它們的大小才有意義。舉例來說，如果你能把一只老鼠放到一個盒子里，你才可以說老鼠比盒子小。

同樣，當你手上有兩個足球，你才可以說這兩個足球直徑相同。這些例子中的尺度比較具有物理意義，所有參照系下的觀測者都會同意比較的結果。”（注12）

但是，“比較兩個不相鄰的物體的大小是不明智的，你唯一能夠比較的是物體的形狀。因為無論尺度如何伸縮，形狀不受影響。所有的尺度都有相對性，宇宙的總體積是唯一的例外，這個體積在給定的時刻必須保持不變。大致來說，如果我們在空間的某處收縮萬事萬物，那么必須在另一處擴張萬事萬物。

收縮和擴張總是保持等量，因而兩者相消。所以宇宙的總體積在那一瞬間保持不變。當然，宇宙的膨脹會導致宇宙的總體積隨時間而變”（同注12）有趣的是，本微信公號曾發表對重慶“地票制度實驗”的分析，其要點是對“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保持耕地總量不低于18億畝紅線”的目標的創新實現形式。

這和“形狀動力學”的“擴張與收縮掛鉤，保持宇宙總體積在那一瞬間不變”有相似性。斯莫林總結到，“當我們用廣義相對論描述宇宙的歷史時，時間的定義是任意的，時間總是相對的，談論遠方的時間如何是沒有意義的。

當我們用形狀動力學描述宇宙的歷史時，我們獲得了一個普適的時間概念，你所要付出的代價僅僅是承認尺度變得相對了，比較相隔遙遠的物體的大小不再有意義”（同注12）。因此，廣義相對論和形狀動力學之間形成了對偶性，正如量子力學中的“波粒二象性”。

由于廣義相對性原理，各個參照系中的觀察者都是等價的，時間是相對的和局部的，不存在一個“受偏好的特殊觀察者”(preferred observer)，也不存在一個公認的“宇宙全局時間”(global cosmic time)。

但“形狀動力學”則重新界定了“受偏好的特殊觀察者”和“宇宙全局時間”，這不是回到牛頓的“絕對時間”，因為“形狀動力學”中的“宇宙全局時間”是由整個宇宙的物質分布及其演化所決定的，而不是外在于宇宙的“絕對時間”。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在共識的意義上說，宇宙的歷史已近有138億年(注13)。

“形狀動力學”的重大哲學意義是，在不違背“狹義”和“廣義相對論”的前提下，使宇宙學和人們的日常時間感悟重新吻合。

斯莫林2013年的“時間再生”一書是獻給昂格爾的，他們兩人2015年又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合著出版了“單一宇宙和時間的現實性”( “The Singular Universe andthe Reality of Time”)。 遺憾的是，此書中譯本的書名“奇異宇宙與時間現實”是很不確切的，其中“奇異宇宙”應該翻譯為“單一宇宙”。

昂格爾和斯莫林反對目前比較流行認為有多重宇宙的“弦理論”（有趣的是，劉慈欣的小說“三體”部分基于“弦理論”），強調一個時間段上只有一個宇宙。這里，他們顯然接受了重新解釋廣義相對論的“形狀動力學”的“宇宙全局時間”概念的有效性。

他們書中論述三個密切相關的論點：（1）單一宇宙；（2）時間是現實的，而非虛幻；（3）康托爾和戴德金的數學“無限”概念并不存在于自然界，柏拉圖主義的數學觀妨礙宇宙學成為一門歷史科學。本書評主要涉及昂格爾和斯莫林對“時間現實性”的論述，讀者如欲了解他們上述三個論點的內在關系，還得去看“單一宇宙和時間的現實性”原著。

最后，我想強調一點，昂格爾和斯莫林的“時間現實性”意味著自然規律也是隨時間變化的，更不必說人類歷史的“規律”了，而這種變化并不服從“元規律”(meta-law)。因為如果“元規律”存在，它又是“無時間”的了，從而違背“時間的無所不包的現實性”(the inclusive reality of time)。

在這個意義上，昂格爾和斯莫林此書的精神和“易經”是暗合的。因為“易經”的核心觀點是“真正不變的只有變化”，而昂格爾和斯莫林此書中的常用詞是“變化也在變化中”(“change changes”)。他們甚至把時間定義為“變更的變更”( “time as transformation oftransformation”)。

注1，愛因斯坦，“狹義和廣義相對論淺說”，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中譯本，1964年。

注2：本文關于愛因斯坦和伯格森辯論的細節均來自如下兩本書：Jimena Canales, “The Physicist and The Philosopher: Einstein, Bergson, and the Debate that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im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和 Milic Capek, “Bergson and Modern Physicis”,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注3： John Gribbin, “Einstein’s Masterwork: 1915 and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Pegasus Books, 2016.

注4： Peter Pesic, “Einstein and the Twin Paradox”, European Journal Physics, 2003, pp.585-590.

注5： Olivier Darrigol, “The Mystery of Einstein-Poincare Connection”, Isis, December 2004.

注6 ：Roger Shattuck, “Marcel Proust”, The Viking Press, 1974

注7：Kurt Godel, “Collected Works”, Vol.2, p.20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注8：Hao Wang, “Reflections on Kurt Godel”, MIT Press, 1987

注9：Palle Yourgrau, “Godel Meets Einstein: Time Travel in the Godel Universe”, p.105, Open Court, 1999.

注10：S. Hawking, “Chronology Protection Conjecture” , Physical Review, D46 (1992), pp. 603–11.

注11：Lee Smolin， ”The Trouble with Physicis”, p.321, Houghton,2006

注12：Lee Smolin, “Time Reborn”, Houghton Harcourt, 2013，pp.168-170. (“時間再生”，中譯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1-172頁頁)

注13：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and Lee Smolin, “The Singular Universe and the Reality of Tim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15，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