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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程亞文】

在離開白宮時隔四年之后，特朗普將重返橢圓辦公室，開始他的第二個四年總統任期。

基于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的表現及競選期間的言論，全球輿論普遍預計未來美國將進一步強化“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立場，退出自由貿易體系和全球多邊主義。這將給世界帶來什么樣的沖擊，對美國自身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正引來高度關注。

美國曾在“脫鉤”中完成工業化

在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一些美國人，一再表示出反全球化情緒，意圖通過對外實施高關稅、設置貿易壁壘、重振制造業來“讓美國再次偉大”時，他們可能想到的是美國以往的工業化歷史。

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被認為是美國奉行“孤立主義”的時期，也正是在這段時期內，美國與當時以英國和歐洲為主推動的全球化潮流若即若離，卻成功地從“發展中國家”蛻變成了工業化國家，實現了國家崛起。

在《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一書中，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Michael Hudson）向我們展示了一幅19世紀美國實現工業化和經濟崛起的圖景。與人們的普遍印象或想象迥然有異，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放并非19世紀美國經濟崛起的必要條件，相反可能是制約因素。

衡量一個國家經濟開放度的兩個重要指標，是關稅稅率和對外資的態度。給對外貿易設置較低關稅和允許外資低門檻進入，意味著較高的經濟開放度，反之表明經濟開放度較低。崛起時期的美國并不是一個通常所說的開放性經濟體，是在相對封閉中發展的。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完成了從農業經濟、農業社會向工業經濟、城市社會的現代化轉變，崛起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

1878 年，從美國紐約曼哈頓下城查塔姆廣場的包厘街東側向北望去的第三大道線火車軌道。資料圖：NYC Urbanism

在美國相對封閉的工業化時段，當時的世界卻正在經歷一輪全球化浪潮，它主要是由英國和歐洲推動，美國對此做出的選擇并非是“融入”，而是“隔斷”，也就是有選擇、有限度地參與全球化，甚至刻意與其保持距離。

整個19世紀，美國都維持了很高的關稅水平，這在南北戰爭結束后的一段時期更是如此。舉幾個時間點為例，1816年美國的稅率為35%、1820年是35%-45%，到了1828年攀升為50%、1875年依舊高達40%~50%、1914年是44%。這期間，1890年通過的《麥金利關稅法》（Mckinley Tariff），使得美國成為工業化國家中關稅稅率最高的國家，也讓其面臨巨大的外部壓力。

最終，美國經濟就是在這樣銅墻鐵壁般的關稅保護之下崛起的。實施關稅保護、推行促進制造業發展的政策，為美國工商業擺脫英國控制、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創造了條件。隨著公路的修建、運河的開鑿、汽船的發明，美國國內貿易迅速發展，各州之間建立起密切經濟關系，最終超越了對外貿易。

19世紀美國選擇隔斷型發展和實現經濟崛起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視內需和國內市場，也成功實現了通過培育國內市場和擴大內需實現工業化。

赫德森在其書中，描述了19世紀的美國工業化過程中存在著一個“美國學派”，他們認為只有當美國經濟與英國以及其他發達的工業國隔離開來時，美國才能保持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由于國內需求的增長可以為其經濟擴張融資，美國因此不需要依賴國外市場，這種理論指導了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崛起為世界工農業強國的經濟政策的制定，特別是南北戰爭之后美國的關稅政策和發展戰略。

19世紀的美國工業化進程，是以工業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為主要面相，工業保護主義者們高度重視關稅保護和國內市場的培育，并認為工農業間可以形成互哺關系。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第九任國務卿亨利·克萊（Henry Clay）、著名出版商馬修·凱里（Mathew Carey）等人均有此主張。為培植全國性市場，美國在19世紀因此格外重視全國性交通體系的建設，以連通南北東西，使全國成為一個經濟體系。

此外，很多人可能以為，1862年成立的美國聯邦政府農業司、1889年改為現名的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縮寫: USDA），是在農業利益集團的推動下設立的。其實不然，它是一個為工業化而生的標志性機構和制度設置。為啟動內需、深耕國內市場，19世紀的美國工業黨對農業高度重視，他們反對西進運動，認為工業化需要人口集中，相反，農業的南方對建立農業部并不那么積極，但熱衷于西進運動，以擴大農業種植范圍。

資料圖：美國聯邦政府農業部門

相比之下，美國的經濟增長并不像其他一些工業化國家那樣嚴重依賴海外市場，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出口量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7%。而且當時的美國并不熱衷加入當時的全球化浪潮，這在它對外資及對外投資的態度上就可見一斑。

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制定了進口產品的高關稅政策，歐洲國家為了躲避高稅率，加大了對美國的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其中，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是英國，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和瑞士也進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資。不過，在總投資百分比中，外國直接投資在最大時也只占美國總投資的10%，而當單獨考慮制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時，如果再考慮到1870-1914年間美國國內市場的規模和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個數字就更小了。

這一時期，雖然外國直接投資獲得了增加，但是，外國投資的失敗率比較高，投資持續時間比較短，很多投資不久就歸于美國人所有，或者完全破產。這表明，外國直接投資未能在美國站穩腳跟，其規模和水平都比較有限，遠遠達不到控制美國經濟的程度。1913年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占據40.9%的份額，而美國只占到8.0%，遠遠低于歐洲國家。從中可見，相對于歐洲國家，美國當時尚未深入卷進經濟全球化進程。

美國在19世紀與當時的全球經濟體系保持距離、在政策層面與英國“脫鉤”，并在經濟思想和知識體系上與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拉開距離，一開始是著眼于“美國特性”，是將美國特殊化，但在當時的美國保護主義者的持續努力下，又逐漸將工業化優先、與國際市場“脫鉤”、立足國內市場、技術樂觀主義的思想，轉化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國家發展知識。

只不過在進入20世紀后，隨著美國崛起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繼續奉行隔斷型戰略和關稅保護已不利于其海外擴張，美國才放棄了以保護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學說和政策，轉而擁抱起全球市場和自由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