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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上世紀以來，美國產業資本大量對外投資，而以金融、債券為代表的“虛擬資本主義”也在高歌猛進，它們“以錢生錢”、在全球跑馬圈地的財富產生方式，更是不再需要一般美國人的“幫助”。美國企業的“產業轉移”所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在“過去十年時間里，美國各地總計關閉了59000座工廠和生產企業，核心制造業領域的就業人數，自2001年1月到2011年12月，從1710萬人下降到1180萬人”。[11]

以往資本家與國家聯姻的一種重要方式，就是國家通過扶持資本來為民眾提供工作機會，這也是以往美國產生大量“中產階層”的主要來源，現在，這個源泉在美國逐漸枯絕，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備受關注的美國東北部出現的“鐵銹地帶”，就是其物證。

在資本階層的財富來源，由以往主要靠在美國國內投資，轉向在全球投資產生時，美國內部不同階層間的關系，也由利益相關，逐漸轉向利益疏離。大部分美國人的利益，仍需要依靠美國這個母體來保障，但又有相當部分美國人的利益，主要憑借的已是“全球”而非美國，這使以往美國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的結構開始瓦解。“2016年美國大選出現的政治危機（硅谷科技企業、傳媒業、金融業等領域的職業知識階層與傳統工人階層之初的文化隔閡、政治疏離），正是幾十年前這場產業轉型的持續后果。”[12]這種場景在南北戰爭之際的表現是，當時美國南方的對外經濟往來，主要是與英國的棉花貿易，而與北方的經濟交流卻非常疏淡，那時的美國同樣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

在產業大量向海外轉移、同時經濟越來越金融化后，資本對“母國”的需求大為減弱，使得工業化時代建構起來的“現代國家”，在履行其政治功能時遇到了兩個嚴重挑戰：一是不再能夠通過凱恩斯主義式的經濟政策調節，為最為廣大的民眾提供工作機會；二是也不再有足夠的國家能力可以從資本集團征稅，從而喪失了利用國家財政力量為民眾提供社會保障的能力。

英國《衛報》的一篇文章因此驚呼，“民族國家面臨消亡”，但這是個不幸的事實。文中說：

“……國家和制度變得不能提供可信的、可行的未來。這一點在金融精英（以及他們的財富）逐漸背棄國家時尤其突出。畢竟當下國家政治權威的喪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家對金錢外流失去控制。大量金錢被轉移到海外‘離岸’區域。這些外流的萬億資產削弱了國家作為一個共同體在實質意義上和象征意義上的存在”，

“如今，避稅成了財富創造中的重要一環，蘋果公司現金儲備中有94%都在境外。94%的現金儲備即2500億美元，這甚至比英國政府和英格蘭銀行的所有外匯儲備相加都要多。這樣的避稅手段對民族國家而言，無論是在物質意義上還是象征意義上，都是一種削弱。”[13]

與以往那些大公司的利益往往與一定的母國關聯在一起不同，今天那些大的資本所有者，已強大到可以不再依賴任何母國來贏利，它們與任何母國的公民間，都既能夠建立起利益關聯，也可以撤消利益關聯。

在南北戰爭之際，美國社會的利益疏離，表現為南北兩大地域不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而在今天，美國社會的不同階層不僅不再共享現在，也不再共享未來。這反映了利益疏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是地理空間上，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地區間的利益關系日益薄弱，乃至看起來像是“兩家人”；二是社會階層間，不同階層間的利益關聯顯著淡化，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已經不再圍著一張餐桌吃飯，也都已清楚看到所吃的飯菜已不再來自同一口鍋里。美國現在的利益疏離和政治撕裂，既在階層間，也在空間層面。美國今天不同地區間的利益關系，如當年南北戰爭一樣又發生了重大變化，東北部、南部和西部各有不同的經濟體系且相互不再構成支撐關聯。

6月1日，民眾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抗議警察暴力執法。 新華社記者 王迎 攝

政治共識的利益前提

通常來說，一個社會總會有多種利益集團，它們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但在兩種情況下，利益集團間的互動也會不同：一種是，利益集團間仍有利益交集，即存在著利益相關性，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的利益集團仍可構成一個共同體；另一種是，利益集團間沒有利益交集，互相不構成為利益實現的渠道，即不存在利益相關性，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的利益集團可異化為不同的共同體。

在19世紀上半葉的一段時間內，實際上，美國的地區差別并不完全在南北，東西部的發展差距甚至大于南北之別。東西差別也是美國建國前老、新殖民地之間的對立的延伸，比較老的殖民地建立的州，位于東部沿海一帶，人口較密集，經濟上相對成熟，社會階層分明；新殖民地建立的州，主要在西部和內地，人口少，經濟不發展，社會尚未分化分層。但這種東西差距在1830年后，由于北部地區工業的迅速增長和廣闊的國內市場的出現而逐漸縮小，終至退于南北矛盾之后。

東西之所以后來融為一體，是因為利益粘連在一起了，而南北發生了利益疏離。如果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在經濟上互有很強的需求，那就會形成共同市場，有利于形成政治共識，防止國家撕裂。然而，到19世紀中期，美國南北部地區的經濟聯系已極度弱化，統一市場沒有形成，共同利益日益稀少，相反，雙方的差異和分歧，卻在不斷擴大和加強。[14]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撕裂并不一定來源于通常所說的“貧富分化”，在有貧富差別的情況下，富人與窮人一起構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并被融合進同一政治框架是有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產業資本依賴于一定的母國獲得利益的時代，資本家雖然是獲利大者，但他們在母國的投資，也使其他人共同獲得了利益，窮人與富人之間仍是利益粘連的，只不過所得有多有少而已。而且，在國家與資本形成彼此支持的聯盟時，國家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保護機會均等，收入較低的階層仍有通過自身努力向上躍升的機會，社會底層是有希望的。

然而，一旦資本集團不再依賴某個特定國家的公民的勞動來獲取利益，同時資本對特定國家也不再忠誠，富人與窮人間的“貧富分化”，就不再簡單只是財富上的差別，而是沒有了利益關聯。在利益疏離的狀態下，問題已不僅僅僅是貧富分化，而且，在今天公民的機會往往決定于其受教育水平、所掌握的科技和金融手段以及其他社會資源，尤其是現代科技的發展顯著拉大了“科技人”與“非科技人”的競爭優劣勢的情況下，社會精英階層與一般民眾的機會不均等及其階層固化、代際傳承，會以更加夸大的形式表現出來，恰如《我們是美國的新貴族》（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一文所描述的那樣。

“一個處于現代化之中的社會，其政治共同體的建立，應當在‘橫向’上能將社會群體加以融合，在‘縱向’上能把社會的經濟階級加以同化。”[15]美國今天在政治領域所遇到的，乃是政治共同體的內源性問題，即不同的社會群體間的鴻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加深，不同經濟階級間的利益也不是更加同一而是愈益分離。這也日益凸顯了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晚年的一個困惑：“我們（美國人）是誰？”[16]，而且又如南北戰爭時刻一樣，這個困惑不僅指向美國社會的種族關系，也已指向階級和階層關系，它們都在導致政治認同的裂變。

注釋：

[1]（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文澤爾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63-65頁。

[2]（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第67頁。

[3] 美國學者拉里﹒M﹒巴特爾斯(Larry M.Bartels)在分析當代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加劇現象時，便以“新鍍金時代”（New Gilded Age）概括當代美國。參見（美）拉里﹒M﹒巴特爾斯著，方卿譯： 《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Unequal Democrac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 魏南枝、常夷：《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和社會不平等》，載《美國問題研究》，2018年第1期，第128-133頁。拉里﹒M﹒巴特爾斯的《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是與此相關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5]（美）羅伯特·帕特南著，田雷、宋昕譯：《我們的孩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頁。

[6] Benjamin I. Page and Lawrence R. Jacobs,Class War?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Economic Inequ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p.57-58.

[7] Emmanuel Saez，Gabriel Zucman，”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Vol.131(2), p520.

[8] Matthew Stewart,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The Atlantic,June 2018.Link: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6/the-birth-of-a-new-american-aristocracy/559130/.

[9]（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第105頁。

[10] 參見王建：《貨幣霸權戰爭》，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

[11]（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第110頁。

[12] 王維佳：《網絡與霸權：信息通訊的地緣政治學》，載《讀書》，2018年第7期，第7頁。

[13] Rana Dasgupt , “The demise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Guardian, April 5, 2018.

[14] 關于內戰前夕美國南北地域間的經濟分化、利益疏離與政治撕裂，參見程亞文：《大國戰略力——帝國盛衰的六種力量》“第三章：失衡之邦的創傷”，上海：文匯出版社2016年版。

[15] 塞繆爾·P·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66頁。

[16] 參見塞繆爾·P·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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