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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英國首相特麗莎·梅在10月5日保守黨大會上，面無表情地宣布，“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屬于任何一個國家。”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程亞文教授撰文指出：英國首相道破了“世界公民”的真相。本文由環球時報首發，觀察者網獲作者授權，刊載此完整版，以餮讀者。】

英國新晉首相特蕾莎·梅日前在其所在的保守黨大會上的發言，驚呆了英國人，也讓世界大跌眼鏡。她說：“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屬于任何一個國家。因為你不理解‘世界公民’這個詞的真正含義。”

遙想二三十年前，以英國為重要代表的西方，可是“世界公民”論的產生地，這種世界主義的高大尚口號，對“主權”、“國家”的“狹隘性”表示了強烈不滿，對非西方國家沒能達到西方國家的民主、人權標準總是居高臨下橫加指責。在這種信心爆棚的道德優越感驅動下，還時不時發生對非西方國家的“人道主義干預”和赤祼裸的軍事顛覆。

特蕾莎·梅如今對“世界公民”論大加鞭撻，對外來移民表現出十分不友好，甚至強調“我們再也不會讓那些社會活動家、人權律師開嘴炮威脅我們行使國家權力”，這種把“政治正確”扔到一邊的言論嘩嘩嘩出來，真可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其背后的一把辛酸，則是在“世界公民”的道德高調下，西方國家的對外干預，不僅把世界很多地方弄得一團糟，而在西方國家內部，經濟持續低迷、民粹主義興起、社會對立加重、外來移民帶來沖擊等等問題，業已讓西方國家捉襟見肘，也讓“世界公民”論的不切實際暴露無遺。

特蕾莎·梅

“世界公民”的對立面是 “民族主義”，是對國家民族的懷疑甚至否定。正如“民族主義”不是什么新鮮事物一樣，“世界公民”論在上世紀后期的興起，實際上乃是舊話重提。僅從晚近以來漸成顯學的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來看，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之間，就一直有烏托邦主義（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這一爭論的思想格局，又有幾分頗似“世界公民”與“民族主義”的二元對立，而其流風余韻還一直綿延至今。

英國學者愛德華·卡爾（E·H·Carr）所著的《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就具體探討了烏托邦主義（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爭論及國際政治中的權力、道德、法律等問題，這本書今天已經成為西方國際政治學尤其是現實主義的經典讀物，很大程度代表了歐美世界對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個人關系的理解。

愛德華·卡爾

19世紀末西方世界曾經流行的烏托邦主義，就不太主張個人只效忠于國家，而要有做“世界公民”的情懷和理想，也就是說道德標準無國界，要如基督教《圣經》所要求的那樣用同樣的情感來博愛任何國家的公民。在這方面比較典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的美國總統威爾遜（Wilson），他的顧問在前往巴黎和會的路上問他是否認為國際聯盟的計劃切實可行，這位有“世界公民”觀念的理想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如是說：“即使計劃不是切實可行的，我們也要使它切實可行。”（《20年危機》P9，2005）。

不過，英國學者霍布豪斯（Hobhouse）的這句話卻不太中聽，他說，“最原始的人群”有一個特征，“他們評判一個觀點是否真實的依據是這個觀點是否使人產生愉悅的感覺。”（《20年危機》P6，2005）顯然，經驗主義的歷史分析與現實判斷，遠不如高尚的道德理想容易使人“產生愉悅的感覺”。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上的現實主義，走的是與威爾遜式理想主義大為不同的路徑，他們很不“愉悅”地發現不僅國家是私心私利的產物，而且在國家建成之后還將會維護這種私心私利。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國家不需要講道德”。

霍布豪斯

卡爾調和了這種矛盾。一方面他指出國家或國家中的個體在任何時候都按某種抽象道德準則行事是不可行的，原因是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平等原則在世界共同體中難以實施，而且整體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原則在世界共同體中也沒有得到普遍認可。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任何國家和個人又不能完全放棄追求道德上的“愉悅的感覺”，比如現代戰爭法就是以“不得造成其他人不必要的死亡和痛苦”這一道德準則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