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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87年至1993年間先后在上海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工作，分別擔任過這兩家出版機構的副總編輯和總編輯。我一直認為，自己對編輯工作的認識是在三聯書店工作期間逐步成熟起來的。在這六年的時間里，我曾先后策劃了10多套叢書、三四百種選題，親自擔任過近百種圖書的責任編輯，這些圖書獲得過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獎勵和榮譽，但是，對我來講，最難以忘懷的是策劃和主編“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

1991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同志從北京打電話給我，說要與《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的副主編榮敬本同志一起到上海三聯書店來了解出版工作的有關情況。緣由是當時“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已經出版了50多種，在經濟學界有了相當的影響，其中不少圖書先后獲得了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勵——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這套叢書系統引進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聚焦了一批“中國問題”，創生了一些“中國路徑”和“中國案例”，尤其是團結了一群有學術抱負和使命的青年學人，使他們脫穎而出，突顯出經濟學的世代特征。大概吳敬璉同志是因為這套書的影響才關注我的。談話間，吳敬璉同志告訴我，有學者在一些學術場合提出了中國經濟學的“三聯學派”的概念，他想聽聽我對此的看法。在我看來，“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是中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得最成功的一套經濟學叢書，它的最大價值在于，改變了中國經濟學家長期以來的純思辨的研究方法，開始嘗試用實證的、計量的方法來分析現實中的重大問題。在這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以至吸引了許多青年學人的目光，我記得，當年我每年收到的青年學人向這套叢書的投稿有近百部之多；我還記得在許許多多場合，多少經濟學人向我講述他們是讀著這套書成長起來的。但是，如果要說就此形成了一個學派則有些言過其實，因為它并不具備學派形成的一些基本條件和要素。我們已經身處一個傳媒的時代，也是一個廉價制造概念的時代，我們不應該為某一個概念的橫空出世而飄飄然；但是，循著這一特殊的“三聯學派”現象去探究“一套學術著作與一代學者的成長，與一門學科的嬗變，與一個時代的崛起”的繩墨關系可能是有意義的。

美國著名出版家帕金斯曾經發現和支持了海明威、菲茲杰拉德、伍爾芙等眾多文學天才，他有一句名言“出版家的首義是為天才或才華服務”。“三聯學派”當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流派，但是它的背后卻是一段值得紀念的學術發育史，記錄了一段特定歷史時期里中國經濟學界風云際會的壯麗畫卷。它蘊涵的不僅只是中國當代經濟學“轉身”的學術氣象，而且還可能是思想史意義上的精神“提撕”事件。

我們知道，大凡學派大都是以國家、城市或著名學府作為思想與觀點的積聚點和吸附平臺，如經濟學歷史上著名的奧地利學派、洛桑學派、劍橋學派、芝加哥學派等。在中國改革開放這個特殊的偉大的嬗變時期，文化與學術建設的內驅力與學術語境都在發生著結構性的變遷，教條主義學風的內驅力在弱化，理性與知性的內驅力、自由選擇與震蕩的內驅力、學術求真與精神創造的內驅力等等在不斷強化，歷史呼喚著學術的創新，呼喚著新的學術流派的誕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中國的經濟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需要中國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學家對此作出新的解釋。這是歷史賦予的重大機遇。但是，傳統的經濟學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顯然不能承擔起這一歷史重任，而新一代的學人正在成長過程中，需要沖破思想藩籬和等級桎梏，需要超越某一地區和大學的局限。歷史于是給了中國的出版機構這樣一個機會，成為新思想、新學術理想的組織平臺。上海三聯書店抓住這一稍縱即逝的機緣，推出了“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至今已出版了近200種圖書，促成了中國經濟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軌，造就了一批一流的經濟學家，形成了非嚴格意義上的“三聯學派”。

有些歷史的“覺悟”是需要放在歷史的“磨坊”里來淘洗的。為了繼續出版好“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2006年夏天，在這套叢書出版20周年之際，我們在上海舉行了由叢書作者參加的大型出版座談會。林毅夫、張維迎、樊綱、盛洪、史正富、陳琦偉、史晉川、洪銀興、貝多廣、王新奎、周振華、蔡昉、周八駿、楊魯年、袁志剛……，這些當年默默無聞的莘莘學子如今全是赫赫有名的大牌經濟學家，政府高官，或商界巨子，但是，他們依然珍藏著那個特定時期積淀的款款溫情和精神純粹，應諾點卯，從中國，乃至世界各個城市，各種聲名顯赫的會議、金裝銀飾的活動中抽身出來，來到上海，簡食樸臥，臉上卻充溢著當年的豪情和睿智，大家激情地回顧30年來中國經濟崛起背景下中國經濟學的“中興”之旅，熱議著當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激越與徘徊，篤誠與荒謬。話題自然要聚集到寄寓了早年青春熱血與夢想的“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上來。

會上會下，南京大學黨委書記、著名經濟學家洪銀興深情地回憶了我與他在蘇南一家鄉鎮印刷廠簡陋的招待所校訂清樣時的時光，昏暗的燈光，床褥里的臭蟲與盡情的自由討論，逐段的細密切磋，頃刻間的豁然開悟相伴……如此的難忘經歷一定會寫進學人的精神發育史，成為承載我們學術友誼的記憶之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憶及80年代后期他的博士論文《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在一家著名出版機構“雪藏”多年，心急無策，出于無奈，在剛剛于“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出版《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后，又希望叢書出版其博士論文的經過。樊綱的這兩部著作是他學術生涯中重要的“白鶴亮翅”，而且至今在中國經濟學界還具有重要的影響，是引用率較高的學術文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企業家陳琦偉則講述了其處女作在我們的幫助下，由一篇論文發展為一部專著，并獲得孫治方經濟科學著作獎的故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袁志剛教授也談起80年代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期間，在我們的幫助下翻譯出版法國經濟學大師貝納西的代表作——《宏觀經濟學：非瓦爾拉斯分析方法導論》，后因此到法國巴黎高師師從貝納西攻讀博士學位，最終在“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出版其博士論文的成長道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20年來，在許多記者筆下，這套叢書被喻為青年經濟學家的“孵化器”，或經濟學新生代崛起的“助推火箭”。

如前所述，上世紀80年代對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而言，是一個發生巨大變化的年代。隨著改革和開放的深化，中國經濟開始不斷地出現新的情況和問題，需要經濟學進行實證的分析，并給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然而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側重是進行單純的規范性研究，它不告訴人們現實經濟是如何運行的，只告訴人們作者希望現實經濟如何運行。在不斷變化的中國經濟面前，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顯得極其蒼白無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大批青年經濟學人開始從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中尋找借鑒之物，試圖對中國國民經濟的運行進行實證的研究。由此，新古典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短缺經濟學等理論被引進中國，中國的青年經濟學人運用這些理論和方法對中國經濟進行實證分析，并逐步地顯示了他們廣闊的視野、深刻的思考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直面。我們可以看到，舉凡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如宏觀經濟運行、微觀經濟運行、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價格機制、收入分配、資金流動、國際收支、匯率機制、金融體系、貨幣政策、企業改革、財政體制、對外貿易、農村改革、勞動力流動、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等等，在“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中，都有份量頗重的專著予以研究和分析，而且其中大多數都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此問題的著作。

這套叢書的影響反映在它在整個80年代、90年代，和“青年學者叢書”中的經濟學板塊一起，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水平，體現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階段。我認為，從80年代初到上世紀末，中國經濟學經歷了明顯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中國學者嘗試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和原理來探索中國的專門問題，如陳琦偉的《國際競爭論》算是這一階段的代表作；第二階段，以符鋼戰、史正富、金重仁的《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分析》和潘振民、羅首初的《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均衡論》為代表，標志著中國學者逐步把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框架、概念、方法比較多地“拿”過來了。特別是潘振民、羅首初他們那本書，已經比較系統、成熟地運用微觀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企業運行問題，取得了較大的成功。第三階段，到了樊綱等的《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出版，說明中國經濟學家在大的宏觀層次的各個方面都達到了比較嫻熟地運用現代經濟學方法的水準。

應該講，前三個階段的研究成果都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圍之內，理論創新的意義還不大。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第四階段：其突出特征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并形成了“中國的過渡經濟學”這一重大理論成果。中國進行的經濟改革，為運用制度經濟學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舞臺。“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這方面的成果頗豐，有盛洪的《分工與交易》、林毅夫的《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劉世錦的《經濟體制效率分析導論》、張軍的《“雙軌制”經濟學：中國的經濟改革（1984－1992）》等。記得在1991年我們召開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一些經濟學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制度變遷實在太大，如果這種變遷和由其帶來的增長與發展能持續下去，如果經濟學家深入其中，在準確把握這些變化的基礎上，進行各種規范與實證的分析，提煉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經濟學成果，那么中國經濟學家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經濟學界取得自己的地位。由此，我們與經濟學家一起提出了“中國的過渡經濟學”的概念。“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特別鼓勵經濟學家在這方面進行努力，希望他們能夠突破當時所處的較為一般的研究層次而有縱深拓展（包括進行大量的個案研究）。過渡經濟學是中國經濟研究的一個難得機遇，它的成熟將使中國的改革經驗有可能在理論形態上得到全世界的重視。為了推進“中國的過渡經濟學”的建設，我們從1990年開始到1994年，連續五年，每年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推動這方面的研究和交流。青年經濟學家從全國各地聚集到上海，爭論著中國過渡經濟的各種問題。1993年后，留美經濟學家易綱、海聞、汪丁丁等知悉這一學術討論會后，也從海外趕來參加。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同志每年也來參加此會，他曾經深情地對我說，中國經濟學的未來和希望就在這里。1994年我們推出了由盛洪主編的《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一書，其中收錄了11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我想中國的過渡經濟學的提出及其代表性著作的出版，標志著中國經濟學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開始成熟起來。而“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中的“當代經濟學文庫”通過其所出版的近百種圖書真實地記錄了這一重要的學術發展進程。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經濟學曾經有過一個“三聯學派”。

“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除了“當代經濟學文庫”外還有另外三個系列。其中“當代經濟學譯庫”和“當代經濟學教學參考書系”也曾在中國經濟學的建設上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例如，“當代經濟學譯庫”，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規模、持續不斷地引進現代經濟學各個學派的代表性著作，有“篳路藍縷”之功。其引進的著作既著眼于現代經濟學領域經典的研究文獻，更注重經濟學前沿問題的研究向度。如科斯的《論生產的制度結構》、施蒂格勒的《產業組織》、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索洛的《經濟增長理論：一種解說》、貝克爾的《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巴澤爾的《產權的經濟分析》、馬科維茲的《資產組合選擇與資本市場的均值——方差分析》、諾斯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以及匯集了科斯、威廉姆森、阿爾欽等經濟學大師經典論文的《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企業制度與市場組織——交易費用經濟學文選》等書。有一段時間是，我們翻譯出版哪位經濟學家的著作，哪位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五六十種現代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尤其是新制度學派的著作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代經濟學教學參考書系”，則出版國內外高等院校的經典教材，共計30種。如范里安的《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薩克斯的《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梅耶的《貨幣、銀行與經濟》、張維迎的《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考特的《法和經濟學》、韋登鮑姆的《全球市場中的企業與政府》、德瓦特里龐的《合同理論》等等，為國內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現代化、標準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對于幫助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和教學從概念、術語、范疇、方法等方面融入現代經濟學主流范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這三個子系列，猶如一個學術“金三角”，構成一個越滾越大的思想大“雪球”，其目標意旨是當代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化、本土化、標準化和現代化，學術軌道是展示新古典經濟學到新制度經濟學的邏輯演進，當這個理論意旨與中國轉型期特有的問題導向、方法更新意識捏合在一起時，就展現出別樣的風景。

“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還有一個“當代經濟學新知文叢”的系列，意在向大眾普及現代經濟學的知識，90年代出版了樊綱、張軍、張春霖等人的幾種后，因組稿困難等原因而中斷了，未能在普及方面作出應有的貢獻。

“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抓住了歷史的機遇，它應該算是成功的。90年代，國內媒體的評價是，它是中國現代經濟學術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培養了一代經濟學人。國際經濟學界也給了這套叢書較高的評價。1991年，日本大阪市立大學經濟系教授、著名經濟學家鹽澤由典（后任日本演化經濟學會會長）在日本主流經濟學刊物上撰寫了長篇評論，稱它“不僅在內容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引起理論討論的廣泛性上也是劃時代的”。他還認為，這套叢書反映出中國經濟學的水準已經超過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水準。

這套叢書的出版還得到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支持。1986年，在汪道涵同志的關心下，上海恢復了三聯書店。他指示上海三聯書店要抓住上海作為全國經濟中心城市的特點，以出版經濟管理類讀物為核心，辦出自己的特色，與北京三聯、香港三聯形成映照。正是出于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定位的要求，組織上派我到上海三聯書店先后擔任副總編輯、總編輯。我們在上海三聯書店落實道涵同志的指示，組織出版了“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道涵同志對這套叢書非常關心，經常聽取我們對這套叢書出版情況的匯報，并時時向我們推薦重要的選題。叢書的作者遍布全國各地，他們出于對道涵同志的仰慕，到了上海，總是向我提出，想拜會道涵同志，匯報自己的研究工作及最新的研究成果，談談自己對經濟形勢的看法與想法。道涵同志雖然很忙，但我向他告知有年輕的經濟學人求見時，他總是盡量抽出時間來接待他們，帶著他那“招牌式”的微笑，與這些學術新銳們做傾心的長談。如今，道涵同志駕鶴西行，但在這些經濟學人的聚會場合，大家還深情地憶及他。

新知書店的創始人之一、著名經濟學家徐雪寒同志也對這套叢書的出版給予了鼓勵。1991年初，我去北京時到徐老的家拜訪，向他匯報了這套叢書的出版情況和社會反響。徐老聽后對這套叢書給了很高的評價，要求我們研究改革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他還向我介紹了當年新知書店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所進行的努力。其實“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所作的工作正是包括新知書店在內的三聯書店傳統的繼續。

1993年底，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離開了香港三聯書店，調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也改由上海三聯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1999年初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成立，后來我們對部分內容資源又作了一次調整，將“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交由新成立的格致出版社與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共同出版。目前這套叢書正圍繞著中國這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進行經濟學的探索，以期進一步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邏輯和內在規律，為全世界所有處于發展和改革過程中的國家提供理論借鑒，以完成我們這個偉大時代所賦予的機遇和責任。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出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