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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本意是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及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引申到職業生態，就是指某一職業的生存狀態，即從業者之間，以及從業者與其所面對的政策環境之間的關系。法官所從事的是司法工作，而司法是所謂“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所以司法工作的職業生態就與所有的“正義的防線”密切相關。

就糾紛解決而言，司法是重要和最后的方式，其運作就不可能不與基層糾紛、糾紛解決的整個體系密切相關。因此，從基層糾紛及其解決體系看法官的職業生態，就是一種必要且不可或缺的視角。目前，法官的職業生態不容樂觀，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涌入法院的案件持續增多；第二，案件的解決難度持續增大，難辦案件越來越多；第三，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司法資源實際是縮減的，能夠實際辦案的人手在下降。

涌入法院的案件持續增多

第一，傳統糾紛解決體系的功能弱化，非正式渠道解決的糾紛相對減少。中國的糾紛解決體系是一個龐大的系統，除了司法途徑之外，還包括行政調解、司法所調解、人民調解、民間調解等。迄今為止，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調解渠道解決的糾紛遠遠多于正式的司法渠道解決的糾紛，尤其是在基層社會，鄉村組織（街道、居委會）調解了大量的糾紛。

但是，過去二十多年，鄉村組織解決糾紛的比例不斷下降。以土地承包糾紛為例，十多年前，土地承包糾紛大多是鄉村組織內部調解解決的，而在今天，鄉村組織在這方面的調解能力大大下降。背后既有社會控制體系變化、鄉村組織治權弱化的原因，也有土地權益凸顯、農民預期變化的原因，還有土地承包法律法規方面的原因。而土地承包糾紛如果在鄉村組織體系內得不到有效解決，訴至法院必然耗費法官大量精力，且其中大部分即使判決了也難以有效執行。

第二，鄉鎮站所解決糾紛的功能也在弱化。實踐中，鄉鎮站所解決了很多糾紛，比如，土地管理所和房屋管理所解決土地、房屋方面的糾紛，水利站解決用水糾紛，林業站解決林木糾紛。尤其是派出所，解決了大量糾紛，受到了廣泛認可。

然而，在鄉鎮站所工作任務越來越多，難度越來越大的背景下，糾紛解決的職能往往被犧牲了。從行政考評上來說，糾紛解決往往不是鄉鎮站所的工作重點。糾紛解決職能是否履行得好，并不是上級考評的重心。對于鄉鎮站所來說，糾紛解決的職責最多只屬于“第二線”，因此，在糾紛解決難度增加的背景下，這些站所完全可能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策略，消極應對糾紛，將各種糾紛推向法院。

第三，法律服務體系變化帶來沖擊，一些過去由司法所調解的糾紛涌入了法院。全國多數地方的司法所進行了市場化改革，不少司法所工作人員同時擁有法律服務資格；有的地方司法局的干部同時擁有律師資格，在轄區內執業，既享受政府官員的工資，又從法律服務中賺取市場利益。

在市場化運作條件下，著眼于解決糾紛的司法所職能不斷弱化，而讓位于以利益為目的的市場化法律服務。甚至一些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為了收益，鼓動當事人濫訴，或鼓動當事人提出明顯高于實際的訴訟請求。這種案件涌入法院，當事人往往先入為主的接受了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的“忽悠”，從而比一般案件更難處理。

第四，立案登記制改革，也增加了涌入法院的案件數量。之前，實行立案審查制度，各地法院往往通過各種規則和潛規則對案件進行篩查，將部分敏感案件、難辦案件擋在法院門外。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提出的要求，改革案件受理制度，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對人民法院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保障當事人訴權。受此影響，法院受理案件明顯增多。

最高人民法院門口

案件的解決難度持續增大

第一，特殊的矛盾涌向法院，導致案件解決難度增大。由于大量過去不屬于法院處理的糾紛涌入法院，使得過去受到其他機制壓制的特殊矛盾在法院中凸顯出來。例如，有的案件在法律和規則上不好處理，但當事人在熟人社會的人情、面子機制作用下選擇隱忍，這種案件如今不斷進入法院，成為法官的難辦事項。

還有一些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的當事人，成為案件的當事人，筆者調研的法院曾發生過這樣的案件：當事人帶著精神類疾病的鑒定書到法院起訴。實際上，當事人偏執、心理疾病、精神病等已經危及法官及其家屬的人身安全，對法官辦案構成巨大壓力。在我所調研的法院中，2005年發生了第一起當事人企圖謀殺法官的事件，此后多次發生當事人跟蹤法官、威脅法官人身安全、帶刀進法院的情形，這些對法官辦案構成巨大壓力。

第二，群體性矛盾、類矛盾涌向法院，使法院解決糾紛難度加大。這種糾紛主要是涉及到政府或者政府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土地糾紛、拆遷糾紛、環境侵權案件等，糾紛往往涉及到一個群體，或者可能擴大到案件當事人之外，導致新的案件涌入法院。法官辦案面臨來自政府、當事人和社會的方方面面的壓力。這類糾紛一旦進入法院，不能不依法裁判；而一旦依法裁判，勢必導致連鎖反應，沖擊地方政府長期以來的“土政策”，地方政府承受不了其后果，地方經濟發展受到影響。另外，電信詐騙類案件由于牽涉面廣，涉及到不同地域的受騙人，對法院的工作也構成沖擊。

第三，社會變遷使得法官的辦案條件發生變化，從而導致案件的解決變得更為困難。社會的陌生化、流動性的增強，對案件產生很大的影響，使得過去一起普通的離婚案件、繼承案件、合同案件都變得更為復雜，從而需要法官耗費更多的精力。

這種情形在送達和執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由于社會流動性和陌生性增強，法院要完成送達任務常常遇到嚴重挑戰，根本找不到當事人，有的當事人甚至以此（如外出打工）來規避訴訟和執行，而法官不可能像找通緝犯一樣去完成送達或執行。例如，在執行中如果涉及到不動產的處置，如果找不到被執行人，需要通過公告程序進行處置。在送達、登報、查封、拍賣、移送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公告，所有程序走下來，最多可能需要十次公告，每次公告都需要60天左右，這樣程序空轉也得兩年時間。這么長時間，要當事人耐心等待，困難可想而知，當事人不理解從而生發更多事端的情形不在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