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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博弈

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別。據我觀察，新西蘭原住民的情況要比澳大利亞好得多，這就意味著“殖民主義”相對更弱化。

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亞雖然不在南太平洋進行“狹義”的殖民，但存在“殖民主義”式的確保勢力范圍的迷夢。

它所追求的南太平洋霸主地位，是嵌在美國帝國體系中的，是只有美國能給的，因此不做這迷夢的新西蘭，反而可以相對澳大利亞更“獨立”（也更容易被“遺忘”）。

即使中國不追求主導，但僅憑崛起后的絕對體量在那里一擺，都足以改變國際政治結構，包括南太平洋，這對于澳大利亞來說是極難適應的，更不要說“順應”了。

南太事務可以說是第三重結構性問題。

隨著中美關系的惡化，至少從2016年起，澳大利亞就開始各種鬧騰，但當時主要還是非常局限在澳國內政治斗爭里，表現就是以嘴炮為主。

就像以前美國大選，候選人都會拿中國當靶子，當選后又降低調門，務實發展經貿關系。這當然不是什么“理想狀態”，但中澳很多人對這種波動都已經“習慣”了。

可后來，澳大利亞不僅嘴炮猛烈，對華還有不少實際動作，甚至頗為“主動”。比如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搜查“友華”議員和中國記者，妄圖推動針對中國的新冠病毒源頭國際調查，對TikTok發起調查，允許在澳香港人申請永久居留權，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就南海問題致信聯合國，不批準中方收購乳企等。

究其原因，就在于嵌入殖民主義國際政治架構、且不夠獨立的澳大利亞，感受到了切身的“威脅”。

在中國復興前，澳大利亞就是南太霸主，美國等同于委任它監管南太，很少“親自”涉足具體事務。

在中國剛開始復興時，雙方暫時還能相安無事，但當中國加深與南太平洋國家的關系后，澳大利亞看到的就是地緣政治的凈虧損。

當然，我們知道一帶一路可以帶動地區繁榮，對于絕大多數國家都有利，但有可能說服澳大利亞，它所得會更多嗎？

它算的不是直接的經濟帳，而是“霸業”帳。2018年，時任澳總理莫里森提出一項名為“PacificAus”的計劃，向太平洋地區的斐濟、巴布亞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瓦努阿圖、基里巴斯、圖瓦盧和瑙魯等國的廣播公司免費提供1000小時的內容。2020年內容開始正式播放，計劃將耗資1710萬澳元（當時約合7979萬人民幣）。

《鄰居》是輸出內容之一，這類文化產品的交流本來也屬合理，但澳大利亞自由電視臺首席執行官布里奇特·費爾自己拿它舉例子，坦承“政府的計劃旨在提供最能反映澳大利亞文化和價值觀的內容……”

這其實并不會產生直接的經濟利益，反而是貼錢。它也不像港口建設等可以推動經濟發展，資金的主要投向也不是通訊設施基建，只是為了文化輸出，目的是加強控制，維護“后院”而已。

那么澳大利亞的知華人士能幫助解決結構性問題嗎？

澳大利亞研究所國際與安全事務項目負責人艾倫·貝姆（Allan Behm）曾經感慨：“盡管沒有人確切知道有多少人受雇為澳大利亞政府提供中國問題咨詢，但我們‘愚蠢’的做法表明，我們對中國的了解是多么得淺薄。”

他認為，在澳大利亞，只有20個學者及智庫擁有中國方面的專業知識。“如果你手下只有20個人了解中國，那根本不值一提。”

但我想，這20個學者及智庫里，真有多少能說服自己，澳大利亞不會在地緣政治上凈虧損？更不要論說服其他澳大利亞人了。

沒有捷徑

由于結構性問題的存在，不能對其他因素抱有太大希望。

據澳大利亞澳中關系研究所（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2020年公布的數據，由澳大利亞主導的科研論文中，涉及中國研究者的數量遠超任何其他國家，由2005年的3.1%上升至2019年的16.2%。這意味著，中國已經默默取代美國成為澳大利亞的主要研究伙伴。

科研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部分，但對結構性問題的解決有多大幫助，很值得懷疑。醉心研究的澳大利亞科學家，政治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

在更受關注的經濟層面，經熱與政冷的共存已經司空見慣。

還需要注意的是，超級買家和超級賣家固然互補，但也是要博弈的。澳大利亞礦業巨頭坑人的事，并不是新聞。

攫取更大利益的動機，本來就普遍存在，澳大利亞也清楚自己為了利益，做過些什么。

2020年5月12日，《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評論稱，中澳貿易爭端，澳大利亞并非沒有責任，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澳大利亞對中國的鋼鐵、鋁和化工產品一直征收著高額關稅。2014年4月，中國商務部曾就這樣不平衡的貿易關系致函澳大利亞方面，甚至一度表示“和堪培拉接觸完全是在浪費時間”。

而且，有些時候商人也會主動規避風險，而不是幫助解決結構性問題。

中澳關系剛開始有些變差的苗頭，2017年中國投資者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就減少了11%，從2016年的150多億澳元降至130多億澳元。隨后連年下降，從2018年的48億又降到2019年的25億澳元。自2014年以來，中國投資者在澳大利亞花費的500億澳元中，大部分是在2017年之前。

這里面有部分澳大利亞收緊監管的因素，但主要還是商人“用腳投票”，只是對于結構性問題并不會帶來什么實質改變。

我認為，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可以推動雙邊關系緩和與發展，自然應該鼓勵，但只能掩蓋或推遲結構性問題的爆發，而不能真正解決它。

中國不可能為了消弭結構性問題，而變得和美國一樣，許諾澳大利亞南太“霸主”的地位，那樣的話，中國復興就成了一個勇者變惡龍的故事。中國更不可能變得和澳大利亞一樣不獨立，委身于美國的帝國體系下。

那么，如果結構性問題有一天可以解決，必然是澳大利亞自己完成重大的改變。在深切認識到維持南太“霸主”地位不切實際，并且不“道德”的情況下，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

現實中可行的路徑也非常有限，一條就是國內對殖民主義殘余進行更深刻的反思，進步力量逐漸累積政治能量，最終切實改善原住民以及其他少數族群的境遇將成為觀察的指標之一；另一條就是在國際風云的變幻中，最終認識到美國式帝國的不可持續性。

在第二條路徑上，中國也許能在某些事件中順帶“幫”到澳大利亞，但歸根結底，能幫助澳大利亞的擺脫慣性的，只有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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