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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悲哀的是，雖然說權利與權力沒有直接關系，但大量對政治經濟缺乏認識的人具有了選舉權，容易被煽動、蠱惑，客觀上反而擴大了權力操弄民意的空間。

需要注意，民粹政治的崛起，絕不意味著對整個權力分配體系的挑戰，而只是有利于一部分善于利用民粹的政客。新增的操弄空間，不可能為民眾服務，而是利用民眾的無知，在權力分配體系內部的老玩家之間進行調整。

就像是“戰場上得不到的，談判桌上也得不到”，本來就沒有政治權力、只有一天投票權利的人，怎么可能真的突然有權力，讓這個操弄空間為自己服務呢？因你而生，并非為你而生。

民粹政治不會真正解決民意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有個副作用，就是在煽動、蠱惑容易走極端的民眾時，利益集團正在加深的矛盾也日益公開化，國家共識受到了更大的沖擊。

在全球化的新形勢下，利益集團的分化在所難免，即使沒有選舉，共識也可能漸漸瓦解。可是，選舉活動大大加速了這個過程，并放大了政治極化的程度。

但反過來看，“選票民主”并非沒有“優點”，否則也不會還有無數粉絲。

民眾四年投一次票，選出不同的最高領導人，或通過議會選舉選出不同的執政黨，確實存在發生重大改變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變化感能帶來強烈的參與感（請特別注意，非西方政體也有公開、公正的投票，但結果變化很少的投票，所產生的這種心理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要遠遠微弱，甚至有時可以忽略不計），雖然行使的是權利，卻有一種“行使權力”的錯覺。

在漢語中，由于權力、權利兩詞容易混淆，更可能把right視為power，放大了某些中國人認為投票能“行使權力”的錯覺，使他們進一步高估了選舉權利的政治意義。

最不濟，參與感也能起到“安慰劑”的作用，在社會矛盾還不是很激烈的時候作為“減壓閥”，提供緩沖，并爭取療傷的時間。

西方的“選票民主”制度目前依然表現出了比較高的穩定性，相當多的民眾還篤信變化感能帶來真變化；即使那些認識到“選票民主”無用的人，也只是選擇不投票，而不是推翻整個制度。

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民眾可能具有基本的底線，據稱不會選出極端惡劣的領導人，這種看法已被包裝成所謂的“最不壞的制度”。

然而，所有這些“優點”，可能只在一定范圍里成立。

“最不壞的制度”只是托辭

“選票民主”固然能控制社會的壓力，讓你有機會療傷，前提是你得去療傷……不療傷只會向下滑落，壓力鍋如果“減壓”不如“增壓”力度大，難道能永遠不爆？

西方社會有過療傷或減壓的經典案例，比如福利制度的建設，普選制度自身也是“平等思潮”與減壓需求共同孕育的結果。

但冷戰結束后，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的療傷減壓機制，遲遲沒有發揮作用，社會矛盾逐步累積，貧富差距拉大，即使多個國家選出了年輕領導人或政治素人等等新面孔，目前還看不到有哪位真能解決些問題。

甚至，政黨輪替、政客上下的變化感，除了起到“安慰劑”的作用，還反過來使一些政客更為短視，更為不負責任，甚至有“下臺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跡象，療傷減壓也就無從談起了。

西方制度現在還算“穩定”，但看看古今中外歷史上真正的改天換地，往往都是到了社會矛盾極為深重的時候，哪怕不是餓殍遍野，也起碼是人心思變，西方也許只是未到火候。

“選票民主”用選舉的變化感，來應付人心思變，但當不愿投票的失望者越來越多，人心是否會思考改變整個制度呢？

眼下的“穩定”是“選票民主”能夠千秋萬代、一統江湖的證明？還只是壓力不夠大時的幻象？

甚至可以追問，西方社會的壓力目前還不夠大，是因為選舉一次次減壓的效果，還只是殖民時代與冷戰結束的紅利過于豐厚？

反過來看，如果一個制度沒有政黨輪替的減壓閥，等于始終有“達摩克里斯之劍”懸在頭上，加上吸取其他國家的深痛教訓，因此可能產生更多自我凈化、調整的動力，也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保持穩定，甚至表現出更多有效的革新。

再看所謂“最不壞的制度”。面對這種說法，國內有些學者，經常舉“選出”希特勒的例子來反駁。

不過這類反駁很難拉出去打，因為扭曲了歷史事實。

首先，雖然德國當年確實人心思變，但在1932年4月的總統選舉中，希特勒并沒有贏過興登堡。1932年7月，納粹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也不過是37.4%的得票率，11月重新選舉，還丟了200萬選票和34個議席。

其次，即使成為總理，希特勒要通過關鍵的“授權法”、真正大權獨攬，還需要國會三分之二多數。

他的策略就是解散國會，重新選舉，在選舉中用暴力手段破壞其他人的競選活動。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了。

如果真能在“選票民主”的框架里安然奪權，我們還會見到什么“國會縱火案”嗎？

通過國會縱火案，希特勒解散了德國共產黨，才最終通過了“授權法”

因此拿“選出”希特勒去攻擊“選票民主”，根本說服不了幾個老外，甚至會被人視為“不學無術”。

還不如直接拿特朗普說事。畢竟他已經被語言學泰斗喬姆斯基，定性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罪人”，選舉手段也不過是可能用了點定向宣傳的高科技，比希特勒的暴力助選看上去“干凈”得多，他的脫穎而出，豈不更能說明“選票民主”制度之“壞”？

但全球各地其實不乏特朗普和“選票民主”的雙重擁護者，因此這種反駁也很難傳播開去。至于對特朗普“最大罪人”的定性嘛……喬姆斯基雖然貴為大牌學者，其實也就是急紅了眼，猛咬一通而已。

那么“最不壞的制度”真的對嗎？

當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