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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文本是60年末的，周恩來在第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明確提出分兩部分，1965年開始到2000年，到本世紀末，分兩步走。第一步到1980年，花15年時間；第二步從1980年到2000年，總目標是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實現(xiàn)戰(zhàn)略改造。這是三屆人大的趕超任務，后來的四屆人大重申了這個任務。所以文革結束以后，中國大地就響起了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聲音。

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主導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他對原來的趕超框架做了反思。他在1979年和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說，到2000年分兩步驟，第一步花十年時間，1980年到1990年，第二步是1990年到2000年，把GDP翻兩番，初步實現(xiàn)小康社會。

第二步是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所以鄧小平吸取了原來欲速不達，急于求成的教訓，很謹慎。

鄧小平那個時期沒有提出趕超的任務，而是以人均GDP為標準。

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發(fā)展的目標是高度謹慎。一直到2000年，我們檢查小康實現(xiàn)了沒有，我們在“小康”這個詞前面加了三個限定詞“不平衡的，低水平的，差異極大的”。和全國人民講，到2020年全面實現(xiàn)小康社會。

而所謂全面小康，就是消滅絕對貧困，就有扶貧攻堅。中國2001年加入WTO以后的經(jīng)濟增長形勢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好。外貿形勢增長到2001年到2008年基本上在10%左右。

十九大，我們更是提出了“新時代”，“兩個百年”，“偉大復興”一系列新理念，中華民族已經(jīng)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

“中國制造2025”按照既定規(guī)劃，到2035年達到制造業(yè)強國陣營的中等水平，到2045，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強國的前列。

世界經(jīng)合組織一份報告顯示，中國進入21世紀以后，研發(fā)強度快速上升，技術差距明顯縮小，以此為背景，整個西方陣營就感到焦慮起來。

十九大報告提到的“中國特色社會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jīng)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我當時聽報告的時候，感動得差點掉淚，因為這樣的話語對我們這一代人感受很深。因為我國的近代史，每一頁翻起來都是那么的沉重。

所以讀完這個話我很興奮，因為它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fā)出強大的生機，是在世界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這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的發(fā)展，拓展了發(fā)展中國家走向現(xiàn)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發(fā)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的發(fā)展中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我們和西方爭奪話語權、發(fā)展的定義權，這引起了西方高度的焦慮和不安。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 新華社記者馬占成 攝

我前面講的主要是在回答一個問題，就是共產黨實現(xiàn)了中國從新民主主義轉為社會主義、從農業(yè)國轉變?yōu)楣I(yè)國的歷史使命。這個使命源于近代。通過改革開放的30年，直到今天我們還尚未完成這個使命。但是我們可以指望在未來二、三十年間完成。在座的這一代人將親見完成的那一天，那一天將是世界歷史的中國元年——這一語詞也不是我們造的，也是西方的左翼幫我們造的。

美國左翼學者、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把2015年定義為是中國的世界元年。因為他認為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的數(shù)據(jù)計算，中國的GDP在該年末就超過了美國。后來國內的一批左翼和民族主義就將這個詞在網(wǎng)上炒得很熱。我也不大上網(wǎng)，偶然看到這個語詞覺得這個表述很有意思，所以我這里也采用了，但是國內我們一般還是按匯率計算比較多。所以那個消息在國內并沒有過多的傳播。但是我們的人均GDP還差得很遠。

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超過了日本。這件事情在我們國內并沒有被當成一回事，因為按人均GDP算，國人覺得我們還落后日本很多。可是日本卻把這當成一回事了，2004年出版了溝口雄三的一本書叫《中國的沖擊》。

他在第一章中預測中國在未來10年到20年GDP總量要超過日本。對于這件事情，日本的朝野上下沒有一個人意識到，也沒有一個人有精神準備。溝口雄三說日本從甲午戰(zhàn)爭以來就自以為是亞洲的中心，而中國則處于邊緣。日本一直俯視著中國。他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促成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而中國要回到亞洲中心的地位是遲早的事。自2000年起，溝口雄三所接觸的中國朋友已不再仰慕日本，而經(jīng)常在他面前談起日本的教訓。

溝口雄三還研究過中國近代的知識界，他認為好像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把日本作為模范來學習。雖然近代中國有過赴日留學的高潮，但當時的中國人不是仰慕日本，而是仰慕日本學習西方的成功經(jīng)驗，這仍是變相的仰慕西方的富強。現(xiàn)在的中國人又稱日本為小龍，這一稱呼背后體現(xiàn)的中國人的情緒，日本人并未察覺。

他們仍然以為日本可以凌駕于中國之上。實際中國要回到亞洲的中心，日本要回到亞洲的邊緣，是不可回避的大趨勢。

中國曾經(jīng)是亞洲的中心，所以今天中國崛起不講“崛起”，而講“復興”。所謂“復興”也者就是回到曾經(jīng)有過的輝煌和地位。

2002年，一位德國的駐華使節(jié)出了一本書——《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他也叫“復興”，他也沒有用“崛起”。中國整體技術制造業(yè)作為現(xiàn)代化的核心，目前三個位置都有：有大部隊還在跟跑；有中間的部隊已經(jīng)并跑；也有前沿的已經(jīng)領跑了。

當時我的一些朋友都不相信中國已經(jīng)有領跑的部分，因為我們前些年山寨還很多，大家一直在討論為什么創(chuàng)新在西方，而模仿在東方。當時西方人夸獎說中國有巨大的模仿能力。中國人則將中國沒有創(chuàng)新能力怪罪于中國的灌輸式教育。他們說人家美國的教育能夠培養(yǎng)創(chuàng)新的人才，而我們的制度培養(yǎng)只能復制別人創(chuàng)新成果的人才。

華為目前在5G技術上做到了世界領先，但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普遍自我批評能力都比較強，這就是孔子所講的“反求諸己”。我們習慣于檢查我們自己哪里不好，漸漸就會就摧毀一個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而更重要的是這樣會養(yǎng)成崇洋媚外的基因。胡適先生30年代說中國萬事不如人，要死心塌地向西方學習。他說中國人喪失自信心了。而到1936年的時候，魯迅先生一篇文章，說中國人喪失自信心事實上是當時知識界的主流。

有的人被打到脊梁骨之后就倒下。現(xiàn)在搞科技的知識分子倒非常有力氣。去年我們到合肥，參觀了科大訊飛。當時的負責人介紹他們的技術非常先進，已經(jīng)在世界上達到了比較高水平。雖然我們聽不太懂，但印象還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