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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中央新增財政重點向中西部傾斜（2011年，西藏自有財政收入約為90億，而中央轉移支付770億，且不包括各省市的對口援助經費）。城市財政向農村傾斜（城鄉一體化建設），公共財政向事關民生的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傾斜。這些政策調整，使百姓受益。據我的觀察，中國億萬中老年農民是十分滿意的。

在上述三大戰略目標不斷推進的前提下，中國要實現追趕目標，還有賴于民族自信與文化自覺的發展。

亨廷頓曾提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前后兩階段論”，并指出了“西方化”與“現代化”的區別。亨廷頓認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要經歷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第二階段，去西方化，回歸本土化來引領現代化。兩階段交接的時機：一是該民族自身在第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中取得足夠的“民族自信”，同時，在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人際關系、社會心理發生重大變化而出現大量問題。因此，這兩大動力推動著整個民族“去西方化，回歸本土化”，實現新的民族認同。

有諸多跡象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似乎正在接近“兩階段”交替的臨界點，在文化上處于一種過渡的狀態。

在思想界，文化保守主義日漸興起；在學術界，費孝通等人提出了“文化自覺”論，社會學領域本土化的呼聲增強。

但總體上講，中國主流知識界依然是“西化論者”。高等教育幾近“全盤西化”。文化上，中國至今依然是一個“單向輸入國”，留學運動亦然。此外，西方“普世論”，如自由主義、馬列主義的長期影響，給中國考察自身的歷史與現實帶來了諸多困境，比如“政體論”與“社會經濟階段論”一度流行但說服力不足。

回顧歷史，近代以來，“中-西”關系中交織了“古-今”關系的敘事，“中-西”地位關系的變動，將直接影響中國自身“古-今-未來”結構敘事。這是一件大事情。我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追趕目標的實現將增強民族自信，從而引發“中國文化復興進程”，建立新的“中-西”關系，以及“古-今”關系的敘事。

注：本文為作者在2012年5月中國力研究中心費城論壇上演講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前面三個部分分別是“從鄧小平的‘分三步走’發展戰略說起”、“中國‘趕英超美’意味何在 ？”以及“向左、向右，中國向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