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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的判斷是我們現在還處于崛起的前夜，即還沒有完全完成趕超的目標。我們至今仍然是在崛起與復興的前夜來研究這個問題。因而，我們有點自信，但自信并不太多。

用亨廷頓的觀點來看，他認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第二階段，去西方化，回歸本土化來引領現代化。兩階段交接的時機：一是該民族自身在第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中取得足夠的“民族自信”；同時，在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人際關系、社會心理發生重大變化而出現大量問題。因此，這兩大動力推動著整個民族“去西方化，回歸本土化”，實現新的民族認同?，F在有諸多跡象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似乎正在接近“兩階段”交替的臨界點。但是，當歐美人看到我們這個大塊頭正在崛起并感到威脅的時候，我們身在內部，也許很難感覺到如此數量龐大的人口與現代的技術結合生產出的產品覆蓋全球對世界產生的震撼。

這種自信不多，在國內的自由主義那里表現得特別明顯。我不說自由主義現在是錯了，而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已經明顯落伍，它有點跟不上中國復雜的進程，看不到中國和西方如今各自處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上。因而，自由主義到今天還認為制約中國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體制的落后，這個問題不解決，其認為中國不能完成現代國家建設。如果對中國崛起沒有一點自信，何談文明復興？

其次，這個問題和我們整個教育體系有關。近代以來，我們處于西方堅船利炮的入侵之中，中國的傳統武庫找不到應對來自于海上的、被工業化武裝起來的國家的入侵?！笆┮拈L技以制夷”的夢想，隨著晚清五戰五敗而夢碎。在這種幾乎全面失敗的語境之下，我們得出結論是必須全盤學習。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和新式學校的建立，這件事情對中國未來的影響非常重大。

光緒三十一年廢科舉的諭旨

從我們今天的視角看，廢科舉、建新學當然有它的必要；但同樣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廢除科舉，不僅僅是廢除了科舉的考試制度，而且是整個廢除了支撐科舉制度的經典——五經，在某種意義上，承載了過去我們民族的價值核心。廢科舉帶來的廢五經，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觀、世界觀以及人生觀等觀念逐漸衰微。隨著新式學校建立，西方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內容的輸入，整個西方知識分類體系全面取代了中國傳統知識分類體系。這場知識革命對中國近代而言，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種分類體系的變動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過去我們的知識體系是按照“四書”分類，經史子集；西方的知識體系分類是按照科學原則來分類，自然科學是一類，社會領域能用科學來處理的叫社會科學，不能用科學處理的歷史學、宗教、文學、藝術，都歸到arts里面去，也就是人文學科，這是一級分類，然后二級三級分類?？梢哉f，100多年來，我們通過整個的教育系統全面接受了西方的學科分類及它的專業知識，我們以此來實現我們民族復興的任務，但也以此為尺度來重新考量中國的現實經驗和中國的歷史經驗。從此以后，中國自身的歷史和中國自身的經驗都成為這種知識分類體系的研究對象及西方理論的分析對象，從此，中國的經驗大部分就被西方的理論和概念來定義。

當然，這其中不是沒有反抗。毛澤東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尊重中國自身經驗的人。他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革命相結合。怎么結合？要調查研究。他認為，理論要為中國的實際服務。改革開放以來，教育界大趨勢的學科建設，全部是以西方的知識分類體系以及各學科背后的學理來看待中國的經驗與實踐。

法學這樣看，政治學也是這樣看；而這些學科的學理背后浸潤著的是西方價值，潛移默化進入到一代一代知識分子的腦袋里去。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喪失了評價自己經驗的主動性。我們一直生活于這樣的話語體系里，即使不滿意西方話語的那些人，他也在西方話語里面，而且必須用這些話語來言說。我曾經把這種困境概括為兩句話:如果沒有西方的話語，我們已經無法表述；但是有了西方的話語，我們就胡亂的表述。我至今還認為這兩句話仍能概括我們要重建話語遭遇到的困境。

我參加過一些會，主題是講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話語。與會的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有中國道路這一說，也都認為要重建中國話語。但開著開著，英文就不由自主地冒出來了。大家不要小瞧這個細節。為什么在關鍵的一些詞語上，我們非得用西方的概念來表述呢？這就證明我們中國當代的理論話語還不足以表述那么精微的思想，它使得我們有時候不得不用西方語言來表達。

近些年來，為了走出這樣的困境，很多學者有著從傳統里面尋找思想資源的動力。但目前來看，尋找的大部分都是傳統的觀念——基本是以儒家為主的某些個概念，諸如和諧、大同、小康等等。尋找這些概念本身沒有錯，但這遠遠不夠。近年來的國學復興，大多重在觀念變遷，以觀念解釋觀念，隨意性太大。這些觀念即使在儒家經典里面，也比較飄飄蕩蕩，用這些概念去理解什么是中國儒家文化的核心，人人說的都不一樣，很難達成共識。

國內一些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知識分子熱衷于討論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與“朝貢體系”：這內含著擺脫“西方中心主義”敘事，重建“中國中心”敘事的強烈要求。但是，關于“天下-朝貢體系”的重新敘事，是否內含著民族自信之后的民族自傲之情，這需要警惕；至于此類重敘，能否被周邊國家所接受，那是更大的一個問題。

以制度研究重建話語體系——從政體到治體

我的建議是我們從制度研究落實對于中國話語的重建，要從制度角度入手研究當代中國的治理結構與傳統中國之間的內在聯系。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為強大，王朝有興衰，但制度是有沿有革。比如郡縣制貫穿百代、2000多年；科舉制1300多年且目前又有恢復的樣子；監察制、巡視制也例行2000多年，且巡視制在當代中國的反腐敗當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們要看到，制度，上和觀念有關；下，則是和整個中國版圖內的社會生活實際有關，所以制度的變動是比較緩慢的。故而，以制度的沿革為中心，上，要考察和制度相關的觀念變化；下，要考察與制度相關的社會經濟生活之變遷。

對于如何看這些制度，國內大致也有兩派。一派認為，經過了那么多的批判與革命，這些制度還延續到當代，那么就證明我們批判還不夠。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浩浩蕩蕩。這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意見。另外一種意見，我借用胡適的話——他也是自由主義大師，他說如果經過西方洗禮和滌蕩能夠繼續沿承下來的那些東西，就是中國的好東西。

換句話說，凡是歷史上發生，且經過近代百年革命政黨的批判與否定仍傳到當代的制度——這些制度往往是名雖變，實未變，這就是我們要認真對待的傳統。凡歷史上發生，又在歷史流變的過程中消失的制度、學說、觀點等等，皆是“非”傳統。這些非傳統的唯一去處是博物館。

要研究這些制度，意味著我們研究的重點應從政體轉向治體——中國的政治學史其實向來無政體一說，重在治體；而西方則恰恰相反，重政體而輕治體。西方重政體的傳統源于古希臘，尤其是亞里士多德；中國以治體為核心的研究分治道、治術與治效，此一研究取向歷來是儒法合流。

事實上，政體之爭不僅是當代之困惑，也不僅是近代之困惑。對于中國政體之惑，肇始于利瑪竇，然后在我們民族的思維中糾纏了400年之久。進而形成了一個很難擺脫又難以言明的東西。在《中國札記》一書中，利瑪竇追問：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政體？他的回答首先是“西方人從來沒有看到過”。

接下來他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有皇帝，所以中國是一個君主政體；但中國事實上是由士大夫在執行整個治理，那么按照西方分類，中國又是一個貴族政體；可是中國的貴族并非來自世襲，而是源于科舉，那么中國又是一個民主政體。顯而易見，利瑪竇最終并未回答中國是個什么樣的政體，但他開啟了不知而強為知的先河。

如果我們擺脫用政體來理解我們的經驗，轉而以治理體系作為理解我們自身發展的重點，以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來做東西方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治理體系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中國史學敘述里面第一類就是正史，紀傳體，比如二十四史；第二類是編年體，以春秋和資治通鑒為主。第三類是事件體，第四類就是制度史，以唐代杜佑的《通典》為典型。我們今天，就要重返這個資源，看到古代制度的近代沿革，從當代治理的績效來重新評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今天信息化時代的快速流動，給我們的治理制度帶來的沖擊。

我們要從這兒出發，梳理中國的內部治理和對外治理的話語。也許這樣的傳統并不是一無是處，也許這其中有能夠滿足當代國內關系與國際關系的一般理論和一般概念。

如果從治體的視角出發，我們要注意的是，就西方的治體而言，自西羅馬帝國崩潰，蠻族入侵建立了國家之后，那里由原始國家演變為封建國家，再演變為主權國家和民族-主權國家——但有一點沒有變，這些國家始終處于一種分崩離析的“戰國”狀態。因而他們所有的政體理論與治體——包括國際學說的敘事——均與這個“戰國”狀態有極大的關系。與之相較，中國今天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歷史上有分有合，但以合為主。我們的治理體系，總而言之是建立在一個以合為主的大一統的框架之內。

這樣的傳統，使我相信，只要是中國的領導人，就不會將“替代美國霸權”作為未來中國的最高發展戰略。我也相信，中國領導人一貫主張的“不當頭”、“永不稱霸”，絕非一種掩護“崛起”與“擴張”的外交辭令，而是中國傳統智慧使然。在此問題上，東西方歷史觀之間確實存在極大的差異。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我看來，這個提法表明，延續了20多年的、圍繞著政體展開的無謂而有害的爭論被轉移到有效的關于治體的研究上。這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08月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