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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昉】

邁向橄欖型社會是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的標志。中國14億余人口中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想要讓總人口發揮出超大規模市場的作用，以保證經濟增長的消費需求，就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這個結構的形成，需要增強社會流動。

橄欖型社會結構尚未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人口的橫向流動性已經顯著增強，包括人口跨城鄉、跨省份、跨東中西部地區、跨產業、跨行業、跨職業、跨企業等大規模的橫向流動。從這些方面看，中國已經是一個人口和勞動力高度流動的社會。

特別是，勞動力的城鄉流動在過去幾十年既對農民收入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對宏觀經濟增長、生產率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

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都保持著較快增長，但是兩者之間還有差距，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仍然在0.4以上。導致收入差距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雖然人口的橫向流動比較充分，但縱向流動還不夠，這也意味著我國尚未形成典型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人們在教育水平、職業身份、收入分組等各方面的平等向上的通道還不夠暢通，或者說縱向流動沒有伴隨著橫向流動同步取得進展。

目前，國家統計局定義的中等收入群體已經達到4億多人。考慮到中國有14億余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還是不夠大的。

按照目前采用的中等收入群體標準，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萬-50萬元之間，根據這個標準，我們從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五等分分組數據來看，符合中等收入群體的人群主要還是在城鎮的高收入組和中等偏上收入組，可以說還沒有構成很大的人群規模，就是說橄欖型社會結構尚未形成。

制約社會流動的因素

橄欖型社會結構未形成，歸根結底是由于社會流動的不足。那么，制約我國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我國社會的橫向流動在很長時間里是非常通暢的。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降低，這種社會流動至少是橫向流動有減慢的趨勢。

一定程度上，我國早期增長速度快、教育發展快、產業結構調整快，使得那個時期出現大量的機會，人人都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即人們獲得更好發展機會的同時，并不會減少其他人的機會。一旦這種機會變少，在一定程度上，社會流動就具有了“零和博弈”的性質，也就是說，一部分人獲得改善機會就有可能減少其他人的改善機會。因此，總體上來說，經濟增速減慢對社會流動性是有負面影響的。

老齡社會也會降低社會流動性。首先，從個體層面看，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傾向于較少追求職業的變化、居住地的變化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橫向流動趨于降低。

其次，從總體層面看，個體年紀變大降低變化意愿這個微觀特征，也會匯總成為老齡社會降低社會整體橫向流動的宏觀特征。橫向流動性的減弱必然降低縱向流動性。

最后，從社會意義上來說，進入老齡社會后，需要順應變化形成一個老年友好型的環境，包括就業環境、創業環境、生活環境等，而這種環境的形成也需時日。在此之前，上述因素都會產生降低社會流動性的效果。

應該說，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符合發展階段變化規律的，老齡化也是不可逆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產生降低社會流動性的效果也難免，但是，通過解除各種體制性機制性障礙，仍有巨大的社會流動空間可供拓展。

我國有兩個關于城鎮化的指標，一個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目前已經達到64.7%，另一個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目前只有46.7%。也就是說，真正擁有城市戶籍的人口占比，還顯著低于常住城鎮的人口占比，二者之間18個百分點的差距主要反映的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二者差距也說明這部分實現了橫向流動的群體，未能同步地實現縱向流動。可見，現行戶籍制度仍然是不利于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體制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