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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也很有可能不這么做。當選民在總統大選日走向投票站時，他們通常運用政黨標簽去鑒別相互競爭的候選人，民主黨因此在政治譜系上被置放在共和黨的左邊。

但是，這一關鍵的信號在初選時并不存在，許多投票者只是憑借非常貧乏的信息在候選項中選出一位最愛。吸引他們的可能是候選人令人愉悅的舉動和幾段政治俏皮話，卻未能認識到他的極左翼或極右翼的立場。在這種競賽中，勝利很有可能歸屬“潛伏的極端分子”——競選者既可以吸引溫和的本黨人士，同時又懂得在互聯網上用尖銳的信息沖擊政治活躍分子。

一旦有反叛候選人從群雄之中脫穎而出，他將產生巨大的動量，初選初期的勝利將帶來潮水般涌來的競選捐款，獲得更多的公共宣傳，等等。到了這時，哪些州是初選日程內的下一批州，將在很大程度決定初選的進展。如果這些州的投票者正好尤其無法抵抗反叛候選人的意識形態訴求，他的動量就將增加。

當有落后的競爭者開始退出競賽，另一種機會因素也加入進來。

每一位領先者的相對立場將取決于留下來的競爭對手。在一場由三位候選人組成的初選競爭中，如果兩位競爭對手分裂了溫和區的選票，那么那位有吸引力的極端分子將獲得極大的優勢。即便是他在中途退出，未能出線，他的對手們也有強大的激勵游移至民主黨的左翼或共和黨的右翼，以重新拾起退出者的選票。到了初選賽季結束時，勝利者就要主張民眾已經授權了他在競選中鼓吹的極端立場。但是，在一個有著13000萬選民的國家內，數百萬名動員起來的活躍分子算不得什么。

因此，兩位勝出的候選人可能回擺至政治中心，以求在秋季的大選中得到更有效率的競爭位置。但問題仍然在于，他們應當或多或少地忠誠于此前的意識形態，正是后者為他們贏得了總統選票上的一席之地。或者是，一旦他們入主白宮，他們就可能恢復強烈的政治派性。

大體上說，自羅斯福以來的總統都遵循著最后一種模式。他們都是作為黨人進行統治的，根據具體情況，試圖說服中間選民向左翼或者右翼游移。

此類說服努力并不是非常成功，但是更中間路線的策略卻包含著更大的風險——很有可能讓總統政黨的活躍分子在戰地偃旗息鼓。假如活躍分子按兵不動的話，總統就將失去其政黨為贏得下一次選舉所必須的能量和資源。

隨著互聯網的興起，這一兩極化的驅動力只可能變得越來越強，而且，正如我們所將看到的，總統將有越來越多的工具，戰勝那些對其極端路線議案的抵抗。

放在這一背景內，奧巴馬總統的勝利包含著混雜的信息。他是一位從未經歷考驗的建制外人士，奧巴馬通過在伊拉克戰爭這一競選主題上走到建制候選人的左翼，擊敗了建制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在奧巴馬和約翰·麥凱恩的大選競爭中，奧巴馬又回到政治中心，而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判斷他下一步將走向何處。

奧巴馬沉著而雄辯的口才，以及他的常春藤背景，可以完美地調和左翼和中心的相互沖突的修辭要求。一方面，奧巴馬的沉靜舉止象征著民權革命的勝利，左翼的積極分子將后者視為他們主要的近期成就；另一方面，奧巴馬理性主義的常春藤人格有助于讓中間人士相信，他有能力進行平衡判斷。

未來的建制外候選人會發現他們更難設計出象征性的訴求，既可以動員起初選中的積極分子，又可以維持中間選民的廣泛支持。

當反叛者回顧奧巴馬接受民主黨提名的勝利演說時，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可能不是奧巴馬在演講中說了些什么，而是奧巴馬在哪里進行的演講：他并不是向民主黨代表大會發表演講，而是用電視轉播了他在丹佛足球場75000名狂熱政黨分子前進行的演說。這是一種我們不需要的克里斯瑪型的狂熱政治。但在下一個世紀，同樣的大劇院場景將以越來越頻繁的頻率出現。

預言未來是一件棘手的工作。當一位意識形態的偏執者得到一黨的提名，另外一邊可以推出一位可接受的中間人士，他可以在總統大選中獲得勝利。但是，很有可能兩大黨在同一時間均被極端路線者所征服。或者，中間路線的競選者來自一個因某種經濟或者軍事失敗而陷入泥淖的政黨，因此極端路線的競選者可以借力打力。

只有一件事看起來是確定的：如果我們不拘泥于具體場景的預言，在接下來的50年或者100年中，更多的總統將運用極端的意識形態進行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