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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十九世紀于我們是一個致命的世紀，是這個世紀開啟了中華文明前所未有的內在崩潰，千百年來不管多少武力強悍的異族入主中原，中華文明從未失去其文化自信，然而十九世紀同樣是武力征服，且并沒有被全面軍事占領，卻動搖了不可動搖的根基，令我們至今生活在那個斷層上。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直至今天，我們依然在用文明的對比這一被引入的歧路歸結中國的“落后”和西方的“先進”，然后得出“顯而易見”的結論。

這一被引入的歧路在長時間里和大范圍內鎖定了我的思維軌道，直到我利用旅居之便，接觸到第一手資料，得以繞開輿論先導，繞開他們專門為我們進行的解釋，深入早已被過濾掉的細節(jié)，進入轉換后丟失的場景，才茅塞頓開，發(fā)現了西方的理論家們一直避免向后進國家提示的“要點”，即“先進”的西方與“落后”的中國之間真正的決定因素，不是文明的差異，而是大資本與工業(yè)化。

你只要深入十九世紀大工業(yè)熱潮中的法國，這一真相撲面而來，是工業(yè)化改變了一切，從無到有創(chuàng)造了一切。工業(yè)文明有別于人類任何一種古典文明，將工業(yè)化社會與農業(yè)社會對比，并由此總結文明的差異，進而引入民主與專制的對立，是一種蓄意誤導，差不多就是讓人沉疴不起而出具的假藥方。

1896年李鴻章訪問法國，向法國總統(tǒng)遞交國書

此一發(fā)現還伴隨著另一發(fā)現，即從十九世紀開始在西方形成了至今并未有根本改變的“中國話語”——針對中國的話語。此一話語正是從那個世紀起始，一改十八世紀之前的話語，產生了它的固定模式，我稱之為“征服模式”，從此懷疑、否定、蔑視、敵對甚至暗中構陷成為難變的底蘊。此一話語構成了從精神層面主導、誘導中國大量文化精英的“國際輿論”，在軍事戰(zhàn)場之外開辟了另一征服戰(zhàn)場。

這兩大發(fā)現如果合在一起看，實際上是同一個大進程呈現出的兩面，這個“大進程”就是當時名詞本身尚未被設計出來的“全球化”，資本要闖入全球每一個有利可圖的角落。從這個視角出發(fā)，十九世紀與今天便連成了一條線。李鴻章在十九世紀末的那次西游，也就超出了中西關系狹窄的兩點，而露出了掩藏其下的棋盤、棋子和棋局。這是我關注李鴻章西游的大背景。當然還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在巴黎舊書報攤意外瞥見一張1896年7月26日星期天的《小日報》頭版，上面是一幅李鴻章的肖像畫，下書“法國的客人——中國特使藩王李鴻章”。

法國《小日報》刊登的李鴻章彩色畫像

這些必然和偶然因素，讓我覺得如果能透過西方的“中國話語”解讀十九世紀中國對西方的第一次正式官式訪問（1866年清廷派出過一個考察團赴歐，雖然也是官派，但名義上是民間非正式訪問），尤其參與者還是李鴻章，對國人思考我說的那兩大發(fā)現，意義自不同尋常。細讀這本書就會體察我在追溯李特使旅法足跡時，對一些重點事件和地點的記述，都盡可能還原十九世紀的氛圍，讓對近代史感興趣的讀者去體味史書上沒有的細節(jié)，進而思考十九世紀的中國為什么會落到那一步。

李鴻章觀摩法國士兵操習

當然我的目的并不是做史，盡管書中有關李的行旅每一個細節(jié)都有出處，并不敢添加想像。我更愿意讀者把它當作一本追蹤尋跡的文學隨筆，那樣可以更放松地跟著我的追索去體味翻天攪地的十九世紀。

青閱讀：您的書不僅追溯了李鴻章的足跡，也呈現出巴黎的百年變遷。今昔對照，在尋訪的過程中，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邊芹：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殖民大帝國收回到原有疆界的速度，以及弱者的報復。今天中國旅游者看到的漂亮法國，大半是通過殖民掠奪和工業(yè)化迅速暴富而留下的遺產，全世界搜刮來的金銀財寶加上那時尚存的手工留下了細節(jié)的奢靡，后來的世紀已經很難做到。單看看巴黎的大博物館里有幾件寶物是自家地下挖出來的，就心中有數了。

但如果你把兩百年的歷史鋪展開來看，那驚濤撲岸的征服也帶來了回水倒流，幾乎每塊被征服的大陸或多或少都拋回了一點貧困和卑賤，幾乎每個大城市邊緣的政府廉租房都擠滿了遙遠征服地的移民，他們做著法國人不愿做的活，住在優(yōu)雅市中心和田園鄉(xiāng)村之間的丑陋地段，大量地生育以領取政府為推遲老年化社會而發(fā)放的生育補助金。

工業(yè)化和消費社會雖然提供了充裕的物質生活，但也以飛快的速度拆毀著保證一個文明綿延的內在機制，這非常可怕，那種社會機體在歌舞升平中的自解，就在你眼皮底下發(fā)生。

巴黎的中東難民

歐洲從文明的角度而言，確實在急劇地衰老

青閱讀：在新書中，您談到了“在奢華中迅速衰老的歐洲”。這些年來，法國固然仍令人追慕，但是國內也出現了一些唱衰法國、唱衰歐洲乃至唱衰整個西方世界的聲音（比如對西方民主的不信任，對“白左”的嘲諷等等），對此您有何評價？

邊芹：我個人認為，用“唱衰”這個詞帶了些許貶義，不如說是事物復歸原位，真相浮出水面，虛構的價值泡沫正在一點點被擠掉。對西方民主不信任，是因為實地去看的人發(fā)現那遠遠不是我們以為的民主，而應稱之為民主的幻覺。當然能把幻覺做得百姓當真、世人皆慕，也是了不起的大手筆，在這點上我由衷佩服西方的上層精英。

歐洲從文明的角度而言，確實在急劇地衰老。美國《時代周刊》大約十年前曾發(fā)過一篇文章，大意是“法國文化已死”，當時在法國知識界引起了歇斯底里式的反應。我作為局外人，客觀來講有同感。其實不光法國，西方文化整體都在墮落。原因諸多，其中資本壟斷致使文化“低俗化”、“幼童化”，“政治正確”一統(tǒng)天下，生育不足致低素質人口增長快，是主要癥結。資本說到底就是靠讓百姓變得更蠢來統(tǒng)治的。

中國才搞了三十年市場經濟，你看如今文化變得多媚多俗，就知道了。人家已搞了兩百年，能保持到這份上，就不錯了。我在書中說“文明越走越燦爛是癡人說夢”，就是這個道理。文化整體陷落，產生英杰的溫床便不復存在，也沒有吸收的土壤了。

我們在二十世紀仰慕的西方，正是十九世紀工業(yè)化的輝煌和短暫擺脫一神教的精神桎梏催生的歷史巔峰，這個巔峰還有一個烘托的基礎，就是剩下的世界之文明文化被打翻在地，一個上升一個下墜，將十九世紀以前相對均衡的世界打碎了，由此產生了必要的敬慕和不切實際的崇拜。這種狀態(tài)不可能永久維持，何況“巔峰”上的人自己作繭自縛。謳歌“原始文化”、“保護少數族群”，讓音樂、舞蹈落到何等原始地步？“當代藝術”又讓美術墮落幾何？所有旨在摧毀國家的暗手并沒有提升文化。

法國精神領域的“獨立和自由”還剩多少幻影？“政治正確”的陰影籠罩著幾乎每一個文化領域。僅以我最熟悉的電影為例，除了脫衣尺度這一看得見的自由，體制的控制無孔不入，對會看的眼睛，就是一切政治掛帥。這種“政治掛帥”與我們中國人理解的直接喊口號很不一樣，這里的“體制”也不是政府，控制更不是明的，而是暗的，深含技巧。戛納電影節(jié)的“金棕櫚”幾乎成了政治斗爭的工具、全球征服的武器。

我們中國人想想都會奇怪，一個“民間、私營、獨立于政權”的文化組織為什么帶有如此使命？百萬法國民眾上街強烈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電影節(jié)就馬上捧出一部同性戀電影給予其最高榮譽；伊朗被制裁，電影節(jié)就成了其反政府“藝術家”的大本營；為了推翻敘利亞政權，再沒有水平的電影都可以“破格”入圍……無論在法國國內還是國外，最高藝術甄選標準是政治這條暗線，這就埋沒了多少真才，又捧出了多少虛名！什么樣的文化經得起這樣的暗手長久折騰？

2014年5月16日，敘利亞非虛構電影《銀之水：敘利亞自畫像》入圍第67屆戛納電影節(jié)“一種關注”單元

青閱讀：歐洲目前確實問題重重。歐洲文明自身似乎也走到了一個焦灼的關口。您認為歐洲文明有渡過難關、自我修復的能力嗎？

邊芹：先來確定一個概念，我個人以為您所提的“歐洲文明”范圍不好界定，我理解您指的是西歐這一片，也就是近代最早經歷工業(yè)革命、殖民擴張的國家。為避免概念糾纏，還是用“西方文明” 界限較明晰，這是他們自圈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