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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國以后，有機會看到各省市的電視節目，尤其旅行住在旅館里，看當地電視臺的新聞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經過一段時間，將一些電視臺制作新聞的方式拼湊起來，就摸到了些許規律。比如時事節目大致有兩類，一類是“被動”節目，政要的行程、會議總是占首位，毫不遮掩也毫無技巧的赤裸裸“陪伴”，好像故意要做得呆板無味；另一類是“主動”節目，一些各臺自主制作的時事節目，一般以與國內國際政治無關的國內國外社會新聞構成，當然尋求的是“呆板無味”的反面：“刺激有趣”。

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這后一類，各臺的編選內容和制作方式都大同小異。這類節目的制作，幾乎是各地方電視臺除吃喝玩樂購物之外少數幾個嚴肅節目之一，似乎也是臺內“知識分子”較能發揮針貶時弊能力的節目，一般主持人都是連批帶諷地說道一番，頗有教化的志向。在這里特意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是因為與我觀察到的西方電視傳媒人相比，國內的電視播報人更接近演員而非記者，注重外貌和聲音，好像不是選頭腦而是選美。

那么這看似無計劃亦無目的實則頗有規律的信息傳遞連成了一條怎樣的話語暗流？我只是看出這是條有規律的暗流，并不知做的人是否也意識到暗流的存在。他們是無意識的彼此模仿，還是有意所為？不過我很懷疑這些電視傳媒人會有意為之，有目標的人才會動足腦筋，按一個明確的目的在看似紛雜零亂的信息中暗暗理出一條線。他們極有可能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么，但真正的幕后引流人（引導模式形成的人）應是目的明確的。

各地方臺的這類時事節目雖然天南地北但制作配方相差不大，國內的新聞來源不少是監控錄像，各類車禍、犯罪、災變等，一般均為偶發、突發的惡性事件，有犯罪有事故，基本呈現的是人性惡劣和秩序混亂的一面。有時一臺節目使用監控畫面之多，好似電視臺把采訪和錄制的任務轉包出去了。這是一本萬利的事，自己不必跑腿，更不必動腦筋，只需將新聞源頭包給監控錄影，一臺臺刺激人感官的節目就制作出來了。

一個國家、一座城市，偶發、突發的壞事總是免不了的，監控錄影每天24小時不間斷，撞死一個人只需一秒鐘，但那23小時59分59秒不重要，是這一秒被有規律地、擴散似地播報（一家報家家轉）。無論是坐在自家客廳里窺視他人悲劇的觀眾，還是漂亮腦袋、播音系嗓子的主持人，都沒有意識到在每天看去變化不斷的“偶然”之下，有規律的“第二層”話語持續不斷地作用著人們的潛意識，世界觀在悄悄地扭曲，“偶發”已變作“常態”，“突發”變作“必發”。

一開始我還新鮮，因為在法國把警方監控錄像采集到的偶發事件直接拿到電視臺當新聞播報遠沒有這么家常便飯，只有個別大案（如與集體安全有關）或做專題報道時，會采用這類監控畫面。但看多了，人就受不了了，因為你對生活的真實感受會不知不覺地被這些強力畫面沖撞變形，如果你意志弱一點，會漸漸感覺陰暗恐懼，那么多偷搶騙殺、暴卒街頭，盡管理智告訴你這都是極偶然的，千百小時的監控錄影未必采集到一件，盡管經驗提醒你大城市的偷搶遠不如西方都市頻繁，但傳媒把“偶然”集中起來，再理性的頭腦都擋不住本能的反應。

中國媒體濫用監控錄像，大肆報道國內“悲劇加惡”的偶發事件

在這影像時代，畫面是可以殺人越貨的，因而須慎重思考：誰才是畫面的擁有者，誰具有支配權？監控錄像不是可隨便觀看的免費電影，它涉及很多普通人的隱私，除非自動落入公共領域的犯罪行為，被撞傷、撞死或墜樓、落水的人，未必愿意自己的遭難被人當免費電影“觀賞”！

何況個人事故與公共利益并無必然牽連，怎么能因為監控錄像或救助人員攝下了畫面，這類屬于私人性質的災禍就成了公共新聞，被搬上電視熒屏滿足人的窺視癖？并不是所有災禍都理所當然地可以成為公共新聞，要看它們是否涉及集體利益和公共話題。不管是裝監控攝像頭或做現場拍攝的警方或某個機構，還是播放的電視臺或網絡，都并沒有天然權力隨意支配這些錄影，事實上誰都沒有擁有這些畫面的名義。否則豈不是以“上帝之眼”自居？！濫用這些畫面，誰給的權力？

如果“信息傳遞”至此，我倒也能理解，金錢為實際主人的年頭，電視臺與商家為什么不能邏輯相同呢？賺錢謀利也是其本能，什么能賺就做什么，滿足人的惡本能一直就是筆好生意。何況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會本能地以職變權，竭盡能事以臺吃臺，而挖掘人的惡要比提升人的善容易得多，誰不想做容易的事？制作這樣的“新聞”就是容易的事，腦筋都不用動一動，也無須制作費，拿來現成的錄像將奇、異、稀、極這些人性追逐的東西，以新聞自由和社會正義的名義兜售出去，賺來收視率及滾滾的廣告收入，何樂而不為？

問題就在于并不止此，這類節目看似無意的延伸部分——國外（主要是西方）奇聞異事，與節目的國內部分構成一個樂隊的協奏曲，前者沉重、陰郁，充滿悲劇，后者輕松、明快，時常喜劇。同樣是偶發、突發事件，國外部分很少是惡性的，不是玩樂中沒有多少悲劇性的小事故，就是凸顯某些被提倡品質的新奇事，好似我們這個世界確確實實是分成善惡兩半的。我再仔細看，發現讓兩個世界分開的，是片源來自不同攝制渠道，前者主要是監控錄像，后者往往是自拍。看起來都是“偶然”，但被攝取的渠道不同，性質會相差甚遠。

為什么要這樣搭配呢？是潛意識被作用因而本能地做著這頭壞那頭好的篩選？還是這頭只取監控錄像上的悲劇畫面而那頭避開了這類畫面？又是何種力量在源頭上引導人們做著黑白分野的選擇？這樣的畫面和其所攜帶的“第二層”話語——色彩分明的兩個世界，經年累月地作用受眾的潛意識，后果怎堪設想？

這些由我們的編輯記者輕松從外媒上拿來當“有趣”轉播的國外“閑事”，也是偶發、突發，但其實是經過篩選進行了某種“制造”的。有人可能會不以為然，因為那些事是不可能控制的，其“制造性”何來？“制造性”就來自剝開偶發、突發事件的“第一層”話語，“第二層”話語才是西媒永遠有規律地在接力的——生活有如玩樂一樣輕松快樂的人們（時常掩藏在沒有多少悲劇性的偶然之下）和整個社會透過一些奇聞異事無時無刻不在顯露的基本正氣（善良、勇敢、誠實、樂觀等）。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報喜報憂，而在于“第二層”話語如何主導人的意識和潛意識。是“第二層”話語而絕非“第一層”事件決定西媒的工作目的，這種操控是悄無聲息的，與電影藝術領域的“細節接力”類同，“第二層”話語包裹在千變萬化的“第一層”事件之下，其對人潛意識的作用就來自方向不變的接力。

對“第二層”話語的接力，不懂得話語戰的中國人是看不透的，他追新逐異，想不到“偶然”在話語接力中已失去偶然性，“第二層”話語是沒有偶然性的，接力“第二層”話語是心理操縱、潛意識控制的必要步驟，是潛移默化的具體操作方法。其“制造性”不是來自偶發事件本身，而是“第二層”鏈接。被篩選出來的偶發事件是為“第二層”話語服務的，看不懂“第二層”接力，則沒法明白“偶然”變成“新聞”多數情況下不是“偶然”決定的，而來自統治意識和技巧。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反復提醒在，西媒上傳播的信息沒有多少偶然性，即便是突發事件，在報道方式上都會變“偶然”為既定的方向。而無意識傳聲的中國媒體由于看不見“第二層”話語，吃張家飯辦李家事就成了通病。

某天在外地的一家旅館里，我湊巧撥到東北某省級電視臺，正在播的就是這樣的節目，估計這是地方臺最有自主性的時事節目，整個過程正是我上面描述的，涉及中國的樁樁悲劇加惡，不管“第一層”事件是怎樣發生的，“第二層”都是兩個字——悲與惡——的鏈接。我不質疑這臺節目的真實性，這可能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實，我驚異的是前后兩部分的搭配，只見年輕主持人憤憤針貶一番之后，話鋒一轉開始報國外，表情立刻輕松了，像是緊張之后的放松，或是勞作之后的娛樂，那幾則“新聞”像是湊巧，不是玩樂中的驚險就是凸顯善意人格的奇遇，也就是不管“第一層”事件如何驚、奇、險，“第二層”話語是連貫的：那是個喜劇加善的世界。

我無法令時鐘倒轉，鉆進編輯和主持的大腦，探明是出于怎樣的目的這樣制作這臺節目，他們看起來是那樣無辜，似乎這一切都是現實，他們能做的就是把現實切割下來呈現給觀眾。如此黑白分明的現實，讓人多少覺出點怪味，何況不止一家電視臺如此呈現。我漸漸發現這個播報套路很普遍，已形成一種慣性的工作模式，好似有人事先設定了思維軌道。

針對中國早有專門設計了定向軌道的“第二層”話語，卑劣、丑惡是其不變的底蘊，這層話語暗中滲透傳媒、文化、藝術領域，由西媒、“國際”電影節、“國際”藝術市場、各類“國際”基金和“國際”獎為其定向，在中國早已營造出彼此模仿的文化氛圍，人們只要追風逐利，不知不覺地就在鏈接這“第二層”話語。

“第二層”話語是非常可怕的，它就像傳染病的細菌看不見摸不著但卻無孔不入，可以潤物細無聲地占領一國上層建筑的頭腦，再由被侵蝕頭腦的上層建筑對整個社會實施精神閹割。現在回頭看，中國陷入話語陷阱已有百年歷史，整個上層建筑參與了這“第二層”話語的接力，更為可悲的是，參與者無人意識到自己的接力者命運，且功名大小與賣力程度正好成正比，至今也未扭轉這一下墜的方向。

有人可能會問難道我們不能涉及陰暗面嗎？當然不是，如果讀此文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那是讀偏了。陰暗面必不可少，它是經營話語可信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只允許一片光明是很愚蠢的。話語根本不在乎究竟發生了什么，它的存在價值在于是否讓人信服。我們從模仿到學會西方的“第一層”話語，卻不見“第一層”話語的放任，來自“第二層”話語的把控，這其中充滿技巧。

同樣涉及陰暗面，在西方和在中國“第二層”話語大相徑庭。在西方，技巧是切不可將“偶然”變作“常態”，將“個體”變作“整體”，不管怎么報憂，界都是不能越的，“界”就是惡是個體、偶然、帶有非現實性的而非整體、常態、帶有現實性的。傳媒在報道惡性案件時，都微妙但精準地掌控“第二層”話語，“精準”是為了避免滑入對泛人性和全社會的控訴。一如好萊塢電影，可以黑暗無比，但絕不寫實，與西方出錢、發獎鼓勵我們的電影人專營黑暗寫實形成鮮明對比。

西方統治集團專門在意欲肢解的國度經營自家避免的話語——對泛人性和全社會的控訴，挑選、獎勵往這個方向走的文人藝客，給一個獎就定向了一代甚至數代人的創作和思想。文藝創作思路在每個時代都是彼此牽引的，形成一種“時風”后，就慣性地朝著一個方向走，文人在這種時候與追逐時尚的百姓在心理上并無太大差別。

我們有電影人可以把國內幾樁偶發的惡性案件和事故集中到一部寫實電影里（賈樟柯的《天注定》），居然把國內唯一的一次動車事故用現場實景拍攝的畫面呈現在電影中（法國、加拿大去年都發生過死傷眾多的惡性鐵路交通事故，沒有一個電影人會把這種偶然交通事故詮釋為本國現實）。

還有人把國內監控錄像拍到的壞人壞事集中剪輯成一部紀錄片（黃偉凱《現實是過去的未來》），這部所謂電影在西方各個電影節輪流入選，何須電影好壞？！在任何國家若把警方監控錄像拍到的壞人壞事集中到一部電影里，都會營造出一個地獄。

卒子的使命就是把個體、偶然故意擰成整體、常態，如此心領神會地接力“第二層”話語又怎么能領不到賞呢？西方電影節會讓這樣的“電影人”一家入選，家家入選，整個體系就是為接力“第二層”話語服務的。

何謂“軟實力”？“軟實力”說到底就是設計和控制“第二層”話語的能力。我們在上一篇文章里談到的概念設計和命名，都是“第二層”話語的諸多暗器之一。在話語的戰國時代，沒有這個能力的國家是要戰敗的，甚至敗都不知自己是如何敗的。我們在精神戰場的一路下墜，是“第二層”話語握于他手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