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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想象的正相反，分權社會的上層建筑恰恰不是各自為陣，而是集中統一的，有一個各有其名、各行其事而實為聯手共治的上層建筑。與“自由”“民主”的西方社會相比，一再被指為“專制”的中國社會卻沒有統一的上層建筑，此乃近現代史最大的謬誤。】

我們在上文說過，影響力在話語時代意味著權力，意味著的意思就是它可以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法代行權力，代行權力當然不是權力本身，但它的能量有時超過權力本身，哪怕釋放的人只是權力的牽線木偶。理解本文只能從影響力的制造和控制這個角度解讀，從任何別的角度解讀，諸如出國與個人自由，都必導致偏解，這根本不是文章的主題。在話語時代，信息與影像流轉和放大的過程，就是在實施權力，而權力是必須受到約束的，哪怕是做一個商品的代言人，也將失去穿戴或使用別的品牌的自由，天下哪來免費的筵席？

影響力的經營和操控，是我們以前提到的西方政治“溫柔的獨裁”的一大步驟，其能實現的基礎有兩點：一個表面看不出但實際統一的上層建筑和責任人的自覺意識。中國社會為什么難以仿效西式“溫柔的獨裁”也源于此：分權者自我意識的缺失和沒有統一的上層建筑。

法國書店中有關中國的書總是自覺保持“政治正確”

與我們想象的正相反，分權社會的上層建筑恰恰不是各自為陣，而是集中統一的，有一個各有其名、各行其事而實為聯手共治的上層建筑。中國與其一直致力仿效的西方國家有一本質歧異，即沒有一個統一的上層建筑。這是政權一弱即陷入天下大亂的致命原因。1949年后的某段時間她曾經擁有過一個統一的上層建筑，但那是在特殊歷史時期實現的，鐵腕下的統一上層建筑三十年不到便分崩離析，中國歷史又恢復它的本來面目。與“自由”“民主”的西方社會相比，一再被指為“專制”的中國社會卻沒有統一的上層建筑，此乃近現代史最大的謬誤。

“集中統一”用在這里一定讓很多人難以理解，以為又要回到萬馬齊喑、舉國一聲的年代，其實所謂統一的上層建筑，指的是隱形的、有著統一意識形態和共同目標的上層建筑。“隱形”是因為沒有公開形制上的名份，它不是某個黨派或政府部門，也不是某幾個富人組織或單個的文化傳媒機構，而是在這些公開形制之上、民眾意志根本左右不了的統治者階層的無形組織。這個組織是非常集中統一的，與五花八門的黨派呈現的多樣性正相反，它具有唯一性，例如人說巴黎上流社會的沙龍很小，不同派別的權貴可以分享同一個漂亮女人，暴露的就是這個無形團體的“集中統一”。在黨派、利益斗爭之上還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以及高于個人信念和利益的統治者意識。具體表現在雖然兩黨輪流執政但政體本身并無真正的裂痕；盡管言論自由但輿論并非真正的分裂。沒有這個超穩定的、從不換班的精英集團，民主意味著內戰或準內戰。

不具備這套隱形機制的國家，幾乎無例外地走上“民主—弱國”這條路，甚至“民主—弱國—亂世”這條路，很少人明白西方那幾大核心國為什么會奇跡般地走在“民主—強國”的路上。能征好戰自古都是強權國家才能具備的能力，而民主的本質恰恰是弱權，弱權的第一表現按邏輯就是對外戰爭的能力大大削弱。為什么這顆星球上最“自由”、最“民主”的那幾個樣板國，卻能完全逆著邏輯？

什么事情就怕尋根問底，追下去那些現成答案就解釋不通了。中國的悲劇就是相信了奇跡，連最起碼的常識都丟掉了。相信奇跡除了天性理想主義，還有更致命的一點，就是天性看不明白那套嵌入西人基因的隱形運作機制。

我舉個例子，讀者可從這一小小的橫切面較為具體地理解何為統一的上層建筑及其隱形運作。是極偶然（旅居二十年，沒有這個偶然也是發現不了的）撞上的這個例子，讓西式“民主”那碩大的迷團真正對我揭開它的面紗：看去社團林立、各說各話的社會，何來并無真正裂痕的政體和并不真正分裂的輿論？法國某出版社（影響很小的出版社我不清楚，這里指較為重要的出版社）出一本書——內容重要或涉及外國（特別是涉及中國這類國家）的書，會自覺地、無須任何行政命令地將書稿送審一些人，這些審閱者與出版社既無上下級關系，也無利益牽扯，例如送審本國重要媒體常駐所涉國家的記者、研究該國的學者、內政部（掌管國家安全的部門）等把關。而這層層把關出版社既不告知作者，也不讓其感覺到（把關不是以上權壓下權的行政命令和隨意刪改）。出版社編輯與參與把關的人之間并無熟人或利益牽扯，也未必同屬一個黨派，甚至素不相識，雙方個人亦從中得不到任何好處，倒為各方增加了麻煩，同時他們各自所在部門無論在行政關系上還是在利益關系上都是八桿子扯不上，那么是什么推動他們共同去做這事呢？

再比如，法國電影界凡涉外，如送影片出國參展參賽，全都自覺聽命于一個叫Unifrance的國家電影管理機構，一般不會越過這個機構自行行事。擅自越過這個機構與外人謀的電影人不會被政府下禁令但會被整個電影界掃地出門。按理說電影業并不是國家的，制片人都是私人老板，除了要從國家手里獲取電影補助而不得不接受的限制，導演也不受文化部的指揮；而Unifrance與電影界更無上下級關系，照理無權決定電影人與境外什么人、及以何種方式交往。那么又是什么促使二者彼此協調行動呢？

又比如，細致觀察西媒，會發現政見不同、東主各異的主流傳媒在很多關鍵問題上說什么不說什么、怎么說卻是異常一致的，不存在中國主流輿論所呈現的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分裂。你若去調查，找不到任何從某處下指示的批文，但從俄烏沖突、敘利亞內戰，到對奧巴馬、普京的態度，外至國際戰略內至國家政體，連人道目光投向誰忽略誰，都有一條從用詞到頻率非常一致的戰線。這種各執其詞卻并不真正分裂的輿論又拜賜于何種力量？

只有一種解釋，這是個我們中國人根本想象不到、內層密切相連的統一上層建筑。中國的上層建筑只有在強權下才勉強做到集中統一，人家卻在把我們迷醉到死的“民主”“自由”之下不露聲色地實踐著。

我那天去上海某藝術博物館，看正隆重推出的“中國當代藝術”（CCAA）十五年回顧展。這個從地下轉為地上、至今未改且不達目的永遠不會改變其“潛顛覆”使命的所謂“藝術”組織，在中國政府經營的博物館（如果是民營、私立、籍籍無名的小博物館我倒覺得未嘗不可，沒有必要不讓人說話）登堂入室、頗獲殊榮，令我不得不提一個問題：中國人去美國經營同樣的“策反藝術”，美國吃國家飯的博物館會這般大方嗎？絕對不會，不要說不會，這班自稱“獨立”的（從天而降？）、自稱“不以謀利為目的”的（慈善機構？）國際藝術掮客（全都出自我曾提到的“文藝國際”，圈子極小，來路可不小）根本不會送美國這個“免費禮物”。我把獲獎作品一件件琢磨下來，不可能不得出結論：CCAA經營的“中國當代藝術”只有一個真實的名詞：政治（反體制），實在是看不出別的意義。同樣的事情若發生在法國，會不會出現里昂的博物館與巴黎的博物館不攜手行動？答案也是否定的，法國的國家博物館系統圈子封閉，掌門人都出自同一個“沙龍”。中國人若在法國經營同樣的“藝術”，一家博物館都不會讓其進入。經營這樣的博物館、養這樣一批吃里扒外的雇員（博物館樓上的咖啡廳，售賣的食品除了一些茶葉均青一色進口貨，連啤酒都沒一瓶國產的，中文就很少見，用這樣的平臺自覺為他人做嫁衣裳，恐怕也是唯中國獨有！），無異在制造傾覆自己的影響力。

有天晚上，我經過上海某外文書店，就進去轉了轉。書店二樓的一角有不少法文書，我便大致瀏覽了一遍。第一印象是無界，“無界”就是說沒有我在法國感到的針對外國尤其中國這類國家的“政治正確”，在那里無論你走到哪家書店（看起來各有其主），有關中國的書看似五花八門，但你若細讀，不管是法國作者還是被挑選的中國作者，從政論一直到引介翻譯過去的中國小說，對中國否定和批判的大方向是盡一切可能堅持的。為什么說必須細讀才能發現這條“政治正確”的隱線？因為確保這條隱線的方法是從細節入手并持之以恒，明著罵中國的書很多，但也有不明著罵或不罵中國的書，但即使是中立的書，甚至為中國說話的書，那些精細的挑選者（從出版社到書店）也一定要保證書中有些細節必須符合“政治正確”，比如一本正面介紹中國的書（整個八、九十年代是絕對看不到的，2008年后才被允許出現），至少必須有一些細節是否定中國政治的，諸如批判文革，如果這一點點“政治正確”都沒有，那書被推出的機率就微乎其微了。從出版到發行，在這條“政治正確”的隱線上，看去各立名目，實際像一個人一樣。反觀這家上海外文書店的主人，腦袋里顯然就沒什么界，或有界也是反向的，比如很反華的作者的書（雖然放在書架上的不是反華的那本）、反俄的法國雜志赫然放在書架上。若在法國，中國與日本發生利益沖突，中國人出的、大標題反日的雜志是絕不可能被放在書架上的。

學會了辨析西方隱形思想控制那些細節招數，才能意識到何為統一的上層建筑，人家分而不裂、言而不亂的奇跡從何而來。這張無形的統治之網是超穩定的，是話語統治的基礎，其隱身于不停換班的政府內閣之后，牢牢掌握著對一切的解釋權。在有一神教統治漫長歷史的西方，它取代了（或者說大部分奪走了）昔日教會的精神統領權，這個“無形教會”用價值觀、政治正確等框架牢牢束縛著從知識分子到普通大眾的思想，只有在西方長期生活過，才能感受到在看似豐富多彩的思想和似乎無所不能的生活態度之下，至高無上且十分僵硬狹窄的統一意識形態。而“無形教會”的運作靠的是參與分享權力的人之自我意識，及由自我意識自覺形成的組織性、紀律性、使命感和責任感。與我們想象的相反，時髦了一百多年的個人主義，只是在生活形態上解放了西方社會，并未真正動搖其精神一統。“無形教會”對價值觀的堅守帶有自古便有的神圣使命感，是這樣一個統一上層建筑的存在，使得央視名角離職赴美（無論是深造還是生孩子）這樣的事在人家那里不可能發生。

我們中國人很難把握西人那種“精神一體，形制獨立”的微妙，那種明分暗合我們恐怕天生難以吃透，中國文化基本沒有精神之界。我們在以前的文章里說過，西方社會是外殼松散，內核堅硬。堅硬的東西沒有別的奇跡，就是構成的物質集中統一。上層建筑超穩定，也沒有除了集中統一之外的別的奇跡。

其實不同的人種，產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統治方式，中國人難以做到西方那種精神一體，更擺不出內緊外松的花架子，沒有必要強求一致。然而做不到沒關系，但把人家想象得正相反，不知人家強在哪自己弱在哪，往相反的方向進一步瓦解自己，在中華生存空間被擠壓、大有被肢解危險的今天，無異自掘墳墓。

在話語統治的時代，影響力像權力一樣，沒有一分一厘是免費的，它的范圍和規模不但意味著榮華，還意味著甩都甩不掉的責任。

邊芹新書《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

《誰在導演世界》，邊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