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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并發(fā)表重要講話表示，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統(tǒng)籌全局、沉著應對，果斷采取一系列防控和救治舉措，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勢頭，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shù)以內(nèi)，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了武漢保衛(wèi)戰(zhàn)、湖北保衛(wèi)戰(zhàn)的決定性成果。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

中國抗疫為什么“能”？在向西方講述中國抗疫故事的學者中，出生于加拿大的政治理論家貝淡寧（Daniel A. Bell）格外引人注目。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憑借一篇以柏拉圖風格的對話體寫就的博士論文《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yè)的貝淡寧在西方學界一舉成名。此后，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貝淡寧開始學習中文，愛上中國文化，并在中國安家。2004年，貝淡寧接受邀請加入清華大學哲學系，講授倫理學與政治學。2017年，貝淡寧擁有了一個新身份：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游走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間，貝淡寧有著與其他學者截然不同的學術視野。近年來，他先后寫下《中國新儒家》《東方遭遇西方》《賢能政治》《正義層秩論》等著作，對中國的政治體制、發(fā)展模式、文化傳統(tǒng)，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理解和認識。他說：“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會用西方的民主來判斷中國的政治制度。我說不，我們應該用中國自己的有很強歷史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想來判斷什么好什么不好。”

“中國抗疫進展到現(xiàn)在特別不容易。”就全球坐標下中國抗疫的思考，貝淡寧日前接受了中央紀委國家監(jiān)委網(wǎng)站的采訪。　　

我公開了這件事，弗格森被迫承認沒有證據(jù)支持他關于中國向境外“輸出病毒”的不實言論

問：最近有英國學者在媒體上傳播有關中國向境外“輸出病毒”的不實言論，您在博客上予以反駁。您的出發(fā)點是什么？

貝淡寧：一個月前，英國學者尼爾·弗格森在英媒撰文稱，中國在此前只是關閉了武漢飛往中國其他地區(qū)的航班，卻仍然開放武漢直飛歐美各大城市的航班。言下之意是：中國有意向境外“輸出病毒”。我驚訝于他竟然寫了這樣一篇文章。在最近的講話中，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也重復了這一毫無根據(jù)的指控。從我2月初在中國旅行的親身經(jīng)歷中，我知道我們必須填寫表格，澄清是否接觸過來自武漢或湖北的人。因此，1月23日武漢封城后，中國允許從武漢起飛的航班飛往世界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要求弗格森拿出證據(jù)。他寄給我一些報紙上的文章和飛行記錄，他聲稱這些都支持他的指控。經(jīng)過我對他所給出的證據(jù)的核查，事實上沒有證據(jù)支持他的說法。在我們的郵件往來中，他沒有承認錯誤。不幸的是，他的文章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所以我在博客上公開了這件事，最后弗格森被迫承認，沒有證據(jù)支持這樣的說法，即中國在“封城”后還允許航班從武漢飛往世界其他地區(qū)。我知道這會破壞我和弗格森的關系，但有時候真相比和諧更重要。

問：疫情暴發(fā)以來，您經(jīng)歷了怎樣一種狀態(tài)切換？

貝淡寧：人是群居動物。住在社區(qū)，與家人、朋友、同事在一起交流和互動，這對于人們的幸福感至關重要。所以隔離在心理上總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好在現(xiàn)在我們不再需要隔離了。在中國，生活幾乎恢復了正常。當世界其他地方處于“封鎖隔離”（lockdown）狀態(tài)時，我在上海的狀態(tài)當然值得慶幸，但我也為世界上其他正在遭受疫情折磨的人感到擔心。我的家鄉(xiāng)蒙特利爾受到了疫情的嚴重沖擊，目前還不清楚我的家人朋友何時才能恢復正常。

中國抗疫進展到現(xiàn)在特別不容易

問：從全球坐標出發(fā)，您怎么看待中國的抗疫？

當?shù)貢r間5月4日，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網(wǎng)站發(fā)布了一項英中美多國科研團隊的研究。研究通過建模發(fā)現(xiàn)，中國使用的三大非藥物干預措施不僅遏制了新冠疫情在中國的發(fā)展，也為全球贏得了時間窗口。

貝淡寧：總的來說，中國抗疫進展到現(xiàn)在特別不容易。與許多國家比，中國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shù)更少些。這樣的成效是面對未知病毒的突然襲擊、在沒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的情況下迅速行動起來取得的。其他國家應該向中國學習，學習中國在哪些方面做得好。中國也應該分享經(jīng)驗，幫助其他國家，盡最大努力確保疫情在未來得到控制。中國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越南和韓國等國家在某些方面做得也很棒。中國文化善于疏導，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對立。當然，對于那些公然妖魔化中國的錯誤言論，也要加以揭露。

疫情發(fā)生后，中國人民認可和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

問：您說過：“對于世界其他國家來說，要像中國一樣把全民動員起來是很困難的。讓幾百萬、幾千萬的人為了公共健康的利益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是很難辦到的。”中國人為何能表現(xiàn)出“疫情就是命令”的響應力？

貝淡寧：疫情期間，中國人民認可和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因為他們有抗擊SARS的最近經(jīng)驗；因為他們很自然地意識到：當社會秩序遭受重大而直接的威脅時，需要強大的、集中的、有效的政府提供秩序；當然也因為儒家思想的遺產(chǎn)：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服務于家庭和社會。擁有不同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的國家，即便在危急時刻，也可能會優(yōu)先考慮個人自由和隱私，他們會發(fā)現(xiàn)這樣行事會讓抗疫更加困難。

98歲高齡的胡漢英患者從武漢雷神山醫(yī)院治愈出院。（中國日報 陳亮 攝）

中國的成功還有其他因素，其他國家可能無法借鑒。比如儒家講的孝道，即尊老敬老。這種疾病對老年人來說特別危險，但中國人尊敬老人，所以人們普遍認為我們需要控制這種疾病。相比之下，有些國家提出“群體免疫”之類的想法，暗示許多老年人會為了社會其他人而死。這樣的想法在重視孝道的國家是行不通的。同樣，問候的方式也很重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等國家，人們通過親吻和觸摸來互相問候。在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國家，人們更強調鞠躬、拱手等“遠距離”問候的方式，這也有助于抑制疫情的蔓延。

中央政府在應對疫情上的有力行動增加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問：您一直主張中國人跳出西方的思考框架，用中國人自己的具有很強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方式來認識中國的政治制度，可否結合這次疫情以及您最近的研究談一談？

貝淡寧：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會用西方的民主來判斷中國的政治制度。我說不，我們應該用中國自己的有很強歷史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想來判斷什么好什么不好。我此前寫作的《賢能政治》一書，就是希望可以讓西方人跳出民主VS專制這類教條的思考框架，同時也鼓勵中國人用自己的標準評價自己。在我與合著者汪沛的最新著作《正義層秩論》中，我們試圖去解釋為什么社會層級（Social Hierarchy）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很重要。

5月6日，新加坡獨立民調機構Blackbox Research發(fā)布了一項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民眾對政府抗疫滿意度的調查報告。報告結果顯示，在全球23個經(jīng)濟體中，中國大陸民眾對政府抗疫的滿意度最高，而西方國家民眾對政府的疫情應對普遍感到不滿。

《論語》中有這樣一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如果政治制度得到了人民的信任，那么它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以這次抗疫為例。中國的中央政府從1月下旬開始實施了艱難而必要的措施，最終控制住了疫情。我確實認為，中央政府在應對疫情方面的有力行動增加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當然，也有必要進一步提高官員的能力和美德，給有責任心的專業(yè)人士更大空間。

選舉民主制的一個內(nèi)在缺點是：相較于反躬自省和解決問題，妖魔化對手和制造敵人往往更容易獲得支持

問：中國發(fā)揮體制優(yōu)勢，打贏疫情防控總體戰(zhàn)、人民戰(zhàn)、阻擊戰(zhàn)，使一些西方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固執(zhí)地以意識形態(tài)劃分制度、政府甚至整個國家的優(yōu)劣已經(jīng)多么不符合現(xiàn)實。作為政治理論家，您對此怎么看？

貝淡寧：選舉民主制的一個內(nèi)在缺點是：相較于反躬自省和解決問題，通過妖魔化對手和制造敵人，往往更容易獲得選民的支持。這種缺陷在大選期間尤為明顯。在美國，為了獲得選票，“抨擊中國”幾乎不可避免。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政治領導人在當選后變得更加理性。與此同時，我們——中國——不應該玩他們的骯臟游戲。我們應該保持謙遜，并致力于與理性和有才能的人合作，解決全球性問題，如應對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氣候變化等等，為別的國家樹立好的榜樣。

問：您說過，選舉民主制有一個缺點：選舉出來的政治領導人傾向于關注選民的短期利益，而大國政治領導人的決策會影響世界。您如何評價一些國家在這次抗疫中的表現(xiàn)？

貝淡寧：確實。對于美國這樣的選舉民主制國家來說，要促進全球合作、造福世界要困難得多，因為它們需要不斷滿足其選民群體的短期利益。但中國可以做得更好。作為一個在中國有著深厚家庭、社群和工作關系的永久中國居民，我為我們的國家采取措施幫助世界其他地區(qū)抗擊疫情而感到自豪。這是贏得世界信任的重要途徑。未來，中國還可以在應對氣候變化、規(guī)范人工智能等方面更好發(fā)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