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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貝淡寧，譯/ 王曉雄】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久前稱，如果北京對新冠肺炎疫情“負有故意的責任”，就應面臨相應的后果。這樣的指控從何而來？令人吃驚的是，它并非僅僅來自于陰謀論者的想象或好萊塢編劇。

類似指控同樣也發表在了主流媒體上。尼爾·弗格森是一位知名的歷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我非常尊重他的學術造詣。當他4月5日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撰寫主題為“中國必須要回答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問題”的專欄文章之后，讓我大吃一驚。

在疫情危機初期，由于對病毒的認識不夠，中國地方政府是犯了些錯誤，弗格森問了一些合情合理的問題。但他又提出另一個問題：“在疫情顯然從武漢擴散到湖北省其他地區時，為何要在1月23日切斷湖北到中國其他地區的交通，而不是從湖北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通？”

這個問題的重點在于，“中國在1月23日之后允許航班從武漢飛往其他國家，但卻禁止飛往中國其他地區”這一假設的真實性。這是事實嗎？

為了支撐自己的指控，弗格森繼而說道：“由于春節假期的到來，1月通常是中國前往歐洲和美國的交通高峰時期。從目前獲得的記錄來看，武漢飛往倫敦、巴黎、羅馬、紐約和舊金山的定期直航航班在1月期間并沒有中斷，有的還延續到2月。”

尼爾·弗格森

這一指控讓我感到很驚訝。為何這很重要？如果中國政府真的在1月23日之后仍然允許航班從武漢飛往西方國家，這就表明，中國政府在努力控制國內病毒蔓延的同時，有意允許（如果不是鼓勵的話）病毒擴散到西方的5個主要城市。

不出所料，弗格森的文章在國際上引發不小的震動。在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在推特上轉發這篇文章。加拿大主流大報《環球郵報》發表了這一評論文章的簡版。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國家的網站也跟進轉發。

倍感困惑的我決定問問弗格森教授，這一指控是否真實（這完全是出于個人好奇心和對于事實的關注，不代表任何其他人）。因此，我向他發出了一封禮貌的電子郵件，詢問他是否有證據來支持這一指控。弗格森回復說：“我向你保證，如果我沒有進行徹底的研究，我絕不會這樣寫的。”他還發給我一些證據來支撐他的論斷。

然而，他發給我的信息卻無法支撐有關1月23日之后依然有定期商業航班往返武漢和美國及歐洲的指控。

弗格森給我發了一則《紐約時報》新聞報道的鏈接。令人吃驚的是，這篇報道中有一句話恰恰給出了完全相反的情況：“56歲的斯科特·劉是武漢本地人，也是一名紡織品進口商，他現在常居于紐約，他在1月22日趕上了最后一趟商業航班。”他還發來另一篇《日本經濟新聞》報道鏈接。這篇文章中提到，中國從1月27日起暫停出境團隊游，但并未提到任何有關1月23日后，從武漢到其他國家的航班情況。

弗格森教授還給我發了兩份1月或2月從武漢出發的航班數據記錄。來自FlightStats的航空數據顯示，1月23日之后，共有31趟航班離開武漢到美國和歐洲的城市。然而，同樣是這些數據也顯示，在1月23日上午11：26一趟航班從武漢飛往法國巴黎之后，所有從武漢出發飛往其他城市的實際起飛航班都為零。上述31趟航班中有26趟顯示為紅色。

因此，我又在中國民航網的“航旅縱橫”中文應用程序上進行了搜索，查詢到弗格森發給我的表格中列舉出的所有航班。結果顯示，在1月23日上午11：26之后，所有本應該飛離武漢的航班都沒有從武漢起飛。他所給的表格中標注為紅色的航班其實都被取消了。還有幾趟為標注為黑色的航班則是從廣州起飛，要在武漢經停之后前往舊金山，但經停也被取消了。“航旅縱橫”顯示，這些航班的真實飛行路線為廣州直飛舊金山，沒有在武漢停留。

換句話說，弗格森教授提供的“可獲取記錄”并沒有顯示出，從武漢前往倫敦、巴黎、羅馬、紐約和舊金山的直航航班在整個1月乃至2月持續執行。記錄顯示，所有從武漢前往世界其他國家的航班在1月23日中午之前都停止了。同一天，中國也停止了武漢前往中國國內其他城市的航班。

然而，弗格森教授在后續的溝通中提供了此前專欄文章中沒有提到的一個新論點。他聲稱，從武漢飛往莫斯科的航班分別在1月26日、1月29日、1月31日和2月2日、2月5日執行。可事實上，這也沒有證據支撐。Flightstats數據顯示，包括飛往莫斯科的這5趟航班在內，1月23日上午11：26之后，所有從武漢前往其他城市的航班都沒有實際起飛。

我再次查詢了這些飛往莫斯科的航班，結果與表格上顯示為黑色的1月23日之后的航班相同。本應從武漢飛往莫斯科的5趟航班實際上都是從廣州起飛的。我在中國民航應用程序上搜索了這些航班的軌跡，發現這些航班從廣州出發，并沒有在武漢經停。我還查了這些航班的飛行距離，顯示為7010公里。1月19日，從武漢起飛前往莫斯科的航班飛行距離為6429公里。很明顯，這些航班是從廣州飛往莫斯科的，而非武漢。

在最近的郵件中，弗格森依然堅持自己的說法。所以我決定在博客上公開與他的討論，諸如此類的誅心之論使得人們的注意力從真正的問題上轉移開去，偏離了方向。它也為妖魔化中國政治體系提供了彈藥，但與此同時，我們需要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合作來應對這一緊迫的全球疫情。我在博客上公開之后，弗格森也在他的博客上承認，沒有任何證據能夠支持他之前的論斷：中國政府1月23日停止了武漢前往中國國內其他城市的航班，卻沒有停止武漢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航班。

（作者是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與汪沛合著《正義等級論：社會等級何以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如此重要》，本文由王曉雄翻譯。原文刊載于環球時報4月24日，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

注：4月22日，貝淡寧在個人博客再次更新了他與弗格森之間的相關討論話題，并作了一些聲明。以下為觀察者網翻譯的更新內容：

在弗格森教授的回復中，他承認自己關于1月23日后武漢仍有飛往世界各地的直航航班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這種說法表明中國政府有意允許（如果不是鼓勵的話）病毒擴散到世界其它地方。

以下是他回復中的關鍵段落：“實時追蹤航班的查詢軟件所提供的數據似乎表明，在1月23日沒有航班從武漢當地飛往世界上其他國家……即便從整體來看，1月23日之后既沒有航班從武漢離開去往國內目的地或者國外……”

考慮到他對所謂“證據”的態度已經改變（這只是對公眾質疑做出的回應，但并未公開承認他改變了主意），我很樂意收回他是陰謀論者的說法。他似乎為自己草率的學術態度感到慚愧。如前所述，他寄給我的“證據”中沒有一項支持他的指控。他發送的那些文章并不支持這一指控，而且Flightstats飛行跟蹤站點明確顯示，23號之后從武漢當地到其他城市所有計劃起飛和實際起飛的航班記錄均為空白。

我想指出的是，我與弗格森教授沒有個人恩怨。恰恰相反，我喜歡他這個人。我給他的第一封郵件是禮貌的詢問；坦率地說，我尊重他的治學精神，期待他能提供支持他所說情況的證據。但問題是，這些證據無法支持他的觀點。他本可以禮貌地回復，承認自己的錯誤，那么我也會當這件事沒發生過。畢竟學者們也都有犯錯的時候。

但他選擇了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在他的最后一封郵件中，他竟然說我欠他一份道歉。考慮到他提出的指控被廣為分享、轉載，真正的陰謀論者也在利用這個 “即便在封城之后，仍有飛機從武漢飛往世界各地”的假新聞（注：例如《國會山報》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93679-china-must-pay-for-the-calamity-it-has-unleashed-on-the-world)，我覺得有必要公之于眾。另外，我曾寫信給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要求他們對這篇專欄文章作出修改，但他們沒有回復；似乎他們的事實核查員睡著了，可能太難為情了，不愿出面承認吧。）

弗格森教授的回復中還有其它錯誤，他說我是“一名美國政治科學家”。事實上，我是加拿大公民，我的學科專業是政治理論。

他在回復中還總結了我的著作《中國模式：政治精英體制和民主的局限》一書的觀點，這本書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paperback/9780691173047 - The - China - Model)但他的這段“總結”對本書主要論點產生了極具誤導性的印象。讀者可能會覺得我是中國政治體制的辯護者。事實上，我的主要論點是：垂直的民主精英制度的理想狀態，適用于衡量中國政治是在進步或是在倒退，而理想和現實之間還存在很大差距。我在書中所提出的，就是縮小這種差距的方法。我捍衛的是理想，而不是現實。

最后，弗格森教授聲稱《中國模式》是我的“最新著作”。事實上，我最新的著作是與汪沛合著的《正義等級論：社會等級何以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如此重要》(Just Hierarchy: Why Social Hierarchy Matters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今年早些時候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200897/just-hierarchy)。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這個話題，我還在這書中引用了弗格森教授關于等級制度的著作。現在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倆遵循的是不同的治學標準，以后如果再引用他的作品，我會三思而后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