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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希臘與歐元集團的債務談判以失敗告終。雖然雙方談判仍有回旋的余地，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克魯格曼還是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愛琴海邊的魏瑪德國》，表達了自己的憂慮。觀察者網岑少宇譯。】

當我們在全球經濟一片低迷之際討論需要什么政策時，肯定會有人提起魏瑪共和國的幽靈，以反對某些舉措。魏瑪已被奉為面臨預算赤字和貨幣擴張危險時的前車之鑒。但人們對一戰后德國史的引述，幾乎總是遵循著一種奇異的取舍法則。我們沒完沒了地聽著1923年惡性通貨膨脹的故事，當時人們推著裝滿馬克的獨輪車輾轉街頭。但我們卻從未聽到過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那次更加貼近現狀的通貨緊縮。共和國總理布呂寧的政府——它吸取的是錯誤的教訓——試圖收緊銀根，加之嚴厲的開支緊縮政策，使馬克匯率能夠繼續釘住黃金。

那么為何不問問，在惡性通貨膨脹之前，當勝利的協約國試圖迫使德國支付巨額賠償時，究竟發生了什么？這個故事有很多現實意義，因為它直接關系到目前正在希臘醞釀的危機。

問題的關鍵是，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歐洲的領導人們記起正確的歷史。這至關重要。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歐洲在繁榮基礎上建立的和平與民主將不復存在。

關于賠款問題的故事基本上是這樣的：英國和法國，沒有將新成立的德國民主政府視作潛在的伙伴，而將其視作被征服的敵人，要求它補償兩國的戰時損失。這極不明智——而且強加于德國的要求是不可能滿足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德國經濟已經在戰爭中飽受摧殘；第二，經濟萎縮的實際負擔——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其憤怒而有力的著作《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中所解釋的——將遠遠大于向復仇心切的協約國所直接支付的賠償。

最終，不可避免地，從德國征收的實際賠償金額遠遠達不到協約國的要求。但在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征索貢品，削弱了德國的民主，惡化了它與鄰國的關系。令人難以置信，法國為了榨取賠償，竟然侵占了德國的工業心臟地帶魯爾區。

這讓我們想起了希臘和其債權人之間的對抗。

你可以爭辯說，希臘的麻煩是自找的，雖然不負責任的貸款者也有不小的責任。但在這一問題上，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希臘無法償還其全部債務。緊縮政策摧毀了希臘經濟，與軍事失利對德國經濟的破壞一樣徹底。從2007年至2013年，希臘實際人均GDP下降了26％，而1913年至1919年，德國的跌幅為29％。

盡管有這樣的災難，希臘仍在向債權人付款，還能獲得約為GDP1.5%的基本盈余（即不計利息，財政收入大于財政開支）。而且，希臘新政府愿意繼續維持基本盈余。它不愿意做的是，滿足債權人的要求將盈余增加到3倍（4.5%），并將此巨額盈余再維持很多年。

如果希臘嘗試生成這些巨額盈余，會發生什么？政府將不得不進一步砍掉開支，但是這不會是故事的結局。削減開支已經令希臘深陷蕭條，繼續削減將使蕭條更為深重。然而，收入也將下降，意味著稅收減少，使得赤字減少的數額遠小于最初削減的開支——很可能一半都不到。那么為了滿足目標，希臘將不得不發起新一輪的開支緊縮，然后再一輪。

此外，經濟萎縮也將導致個人支出下降，這是緊縮政策的另一項間接代價。

綜上所述，債權人試圖逼迫希臘維持額外的3%GDP的盈余，將不只讓希臘付出3%的代價，而是大約8%。請記住，希臘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一，現在怎能對它提出這樣的要求。

如果希臘直接拒絕支付，又將會發生什么？好吧，21世紀的歐洲國家不會再動用軍隊來收錢。但有其他的脅迫手段。現在我們知道，歐洲央行在2010年威脅搞垮愛爾蘭銀行系統，除非該國政府同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計劃。

這些威脅無疑懸在希臘頭頂，但我希望近日已有所改變、管理更為開明的央行，不會再那樣做。

在任何情況下，歐洲債權國都應該認識到，靈活處事可以給予希臘復蘇的機會，也符合它們自己的利益。債權國可能不喜歡新近勝選的希臘左翼政府，但它是經正式選舉產生的，從我聽聞的所有信息來看，其領導人也真誠地致力于民主理想。歐洲可能會做出很多更糟糕的決策——而債權人如果復仇心切，那就一定會發生。

“債權國可能不喜歡新近勝選的希臘左翼政府”。圖為歐洲網民將希臘新總理PS成“斯大林”

（本文原載于《紐約時報》，觀察者網岑少宇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