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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關鍵——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道路》是國內首次從哲學、歷史、法學、文明、經濟社會跨學科多角度、完全基于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框架來論證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及所發揮核心作用的著作。該書的作者是孟捷、強世功、白鋼和鄢一龍，四位來自不同學科的60后學者與70后學者。觀察者網近期和白鋼教授對話，探討了有關話題。

觀察者網：《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是2015年出版，《關鍵-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道路》是2024年出版，您都是共同作者。這期間有一個差不多十年之久的跨度，面對差不多的命題處理，在寫作心路上有何不同，能否跟我們分享？

白鋼：10多年前，我們幾個70后作者才40歲吧，回想那時候寫《大道之行》是想做一種新的嘗試，即以學理的方式把黨——這個在中國社會的特殊存在，包括其地位、機制、傳統、文明的脈絡等作為對象直接加以討論，這在當時還是有些大膽與尖銳的。可正是這種尖銳的文風以及學理表達，才具有了某種沖擊力，使得《大道之行》成為一本在思政領域受到好評并傳播較廣的讀本。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大道之行》是一次自發性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探索。轉眼近十年過去，書中的許多建議主張已經進入了我黨的主流話語，成為了學界共識。今天，思考還在延續，銳性與對現實的敏感反映還在，但在新作中卻以某種更深沉的方式展現出來，所謂“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相對于《大道之行》，我認為《關鍵》全書寫作的學理思辨意味更強，無論是黨和國家建設的歷史與哲學解釋、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之“四位一體”特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邏輯、黨的領導與中國式善治之有機聯系，都體現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新成果。

觀察者網：您的任務主要是完成《關鍵》的第二章。在這一章，您提出“黨是兩個先鋒隊代表”的表述：一個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代表，還有一個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我們的讀者會好奇，在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工人大軍一天天變少、且未來會被高自動化的生產線與AI替代的數字化社會，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表述的社會基礎何在呢？

白鋼：的確，制造大軍在減少，這是一個全球趨勢。但有一個事實：過去歷史上作為我黨黨員的主要構成也不是工人出身的成員，但并不影響黨本身是可以代表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這一事實。

因此這個問題在今天其實仍然是相似的。對于保持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基本品質，尤其是內在的理論品質，不能因為現實社會階層的變化，就不強調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點。否則就會下滑到類似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水平，甚至比它們可能還不如。

不過，我同意在今天這個數字時代下對“工人階級大軍”的定義進行轉化，使其符合時代性。比如當今社會我們有越來越多的軟件開發人員、游戲開放人員、產品設計人員，也被稱為“碼農”，他們不就可以算做新時代的“制造工人大軍“？當然，目前經濟統計上把他們歸類在制造性服務業，我認為這是一種過渡期的不得已的分類。

在更廣的意義上，年輕人現在喜歡用一個帶有反諷的詞叫“社畜”。我看這恰恰是網絡時代新型語言表達”階級關系“的一個例子，是階級意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種呈現，哪怕這個詞的使用與自我嘲諷有關。

這表明，大批年輕人很明顯地感受到，自己所屬的群體具有被壓抑、被異化的特征。

觀察者網：“社畜”這種生存狀態就不一定是和具體的制造行業崗位掛鉤了，制造也好、碼農也好、服務業也好、一線也好、辦公室也好，都可包括在內。

白鋼：是的，包括某些大家覺得非常光鮮的職業，比如說金融業的中低層崗位，也處于這種被異化的狀態。

應該說，數字時代的新型制造大軍，還處于一種不那么自覺的、自嘲的狀態，這是正常的。

《關鍵》的第二章里面，我介紹了“列寧時刻”，即列寧創建黨建理論的那個時刻，就是他在實踐斗爭中第一次提出：階級存在與階級意識這兩件事情，其實是可以分離的。列寧第一次指出階級意識是可以通過先鋒隊政黨，從外部來灌輸給廣大自發、被動的群眾的。

觀察者網：顯然歷史證明，列寧是對的。從中共歷史上看，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來源有士兵、工人、農民、學生，但是工人一直不占多數。古田會議之后確立的建黨與建軍路線，才解決了革命戰爭實踐中無產階級意識如何持續產生與灌輸的基本問題，才有黨的先鋒隊不斷壯大，才有后來新中國的建立。

可在和平年代，特別是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維持這種先鋒隊特質不變、持續產生先鋒隊意識的條件是什么呢？

我們看見在蘇聯，在列寧去世以后，這種先鋒隊精神沒有能夠持久保存下去。為何在我黨先進性發生危機的時候，某種自我革命的基因就會出現呢？在您看來，深層的原因是什么？

白鋼：談到深層次的原因，我覺得這是兩個民族的文明底色不同。

蘇聯列寧主義政黨的文明底色顯然是東正教的。東正教是把希臘傳統跟基督教教義，以一個獨特的、組織嚴密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做一個比喻：黨跟人民的基本關系，相當于圣徒和教眾的的關系，或者可以比喻為神和人的關系，或是神的使者與個人的關系。在這樣的東正教文明底色中，黨在根本上是高于人民群眾的。事實上我們看列寧當時的表述也是這樣說，就是不能把群眾降低到“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水平。

列寧清晰地把布爾什維克的黨綱與斗爭目標與當時俄國民粹主義區分開來，這種區分是基于這樣一種認定：黨這個先鋒隊要高于群眾，要通過先鋒隊，把更正確的思想灌輸到還沒有被啟發、還沒有覺悟的群眾頭腦中，才能發動社會革命。

按照基督教文明的邏輯：有一類人要比其它教眾更富有神性，圣徒就是這樣一種存在。按照這個邏輯，最理想的情況下這個先鋒隊就是一個完全由圣徒組成的組織，具有革命理想，有充分的道義感召力，而且確實愿意為群眾去獻身、成為群眾痛苦的拯救者。這類人對于人民的感情，是一種類似神對于凡人的愛，是一種單向度的愛。

列寧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