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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鋼】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這一論斷在中國可謂耳熟能詳家喻戶曉。黨的領導對于中國各項事業的核心意義，是由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的深度同構關系所決定的，這種同構關系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已融入中國社會的每一細部，內化為當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

而值此建黨百年之際，縱觀華夏千年歷史，我們不妨思考，何謂“中華民族”？何謂“中華文明”？顧今朝，又何謂“中國共產黨”？百川同源，生生不息，我們腳下的這片古老的土地，依靠的是怎樣的共同血脈綿貫至今？

中國共產黨vs西方政黨

“政黨國家”是一種近代以來的政治現象，它意味著政黨成為了國家政治的主要組織力量，從而至少在形式上取代了傳統意義上貴族或門閥對于政治權力的壟斷。

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源出于西方，在西方語境中，表達政黨的詞匯（如英語party，法語parti，德語partie）皆可回溯到拉丁語pars“部分”，因而政黨也很自然地被理解為源于社會中特定的“部分”成員、代表其利益并為其服務的意味。

這與中國傳統語境中以“黨”指代通過私利或私誼而結成的集團（前者如“結黨”、“黨羽”，后者如“父黨”、“鄉黨”）、徇私忘公而導致偏袒的行為（“黨同伐異”），有相通之處，故常具貶義，而與之相反的“不黨”（《論語·衛靈公》：“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則成為被推崇的狀態（英語impartial，法語impartial，德語unparteiisch“不偏袒的，公正的”）。

西方式民主習慣于將作為個體總和的大眾分解為若干因利益而勾連起來的利益集團，將這些利益集團進行相互競爭博弈的過程描述為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不同集團所進行的利益博弈，在不觸及階級結構、所有制與財產權等核心問題，即不動搖資本邏輯的統治地位的前提下，只能圍繞各種次要問題展開。

在此過程中，為了盡可能多地獲取外部資源傾斜，必須不斷放大自己的利益訴求而貶抑乃至抹殺對立集團訴求的正當性，從而不斷推高解決問題的社會成本，造成不同利益群體間關系的進一步對立與緊張，以及公眾對于各方陳述的無所適從與無以置信。

《1851年國會之戰》

當此類博弈集中地體現為代表各自利益團體的政黨競爭，則在此意義上的政黨，充分驗證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中所做的論斷：“一些公民……團結在一起，被某種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驅使，反對其他公民的利益，或者反對社會的永久的或集體的利益”。在此意義上，政黨一詞所具有的“部分”、“有私”、“偏隘”的古老屬性依然支配著當代的實踐。

西方式“政黨國家”的這種情態，使其往往無法理解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現代國家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艱難轉型的過程中。實現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化之任務，至為不易：

這一轉化必須是全面根本的，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全面社會改造，而不可能只著眼于某一局部；

這一轉化是在外力裹挾逼迫下發生并伴隨著危機不斷深化的，故而必然體現為極巨大的歷史斷裂，無視這種斷裂而認為傳統自身可自然地過渡到現代之設想，只能流于虛誕；

這一轉化發生于外敵侵凌民族處于生死危亡之際，必須號召動員組織最廣泛之民眾參與方可成就，這絕非移植西方的理念與模式可達成的，而必然要借助植根于中國傳統與現實的自有資源；

而欲達到萬眾一心之局面，必須有強大統一的領導核心以作擔當。

因此，解決中國近代以來全面危局的根本，即在建立具有高度組織性、代表性和行動力的新團體，它不僅能夠完成對于一切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更要提供一種傳統中國所匱乏的集體生活。

有組織之社會團體的建設，必須依靠國家這一組織化程度更高的團體推動，而國家要達到有效整合一切資源、實現全民動員與組織的目的，必須依靠組織化程度更高的團體，即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列寧主義式的政黨。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于作為“政黨國家”的中國而言，其“黨”的涵義，與中國傳統語境與西方現代語境下的“黨”都有本質的差別：

它所代表的是一種超越于部分之上的整體性存在，因而并無專屬于自己的私利，它旗幟鮮明的將自己區別于遵循工具理性、科層制結構進行治理的技術官僚體制代表，也不會自降為代表特定階層與集團之私利的、以利益交換和博弈為追求的“執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