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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的歷史與現實

中國自1978年正式開啟改革開放的路徑并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長。究其原因，內在而言，中國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三維市場體制”，這一體制有別于常規西方市場經濟中扮演監護者角色的政府與競爭性的企業之二維結構，由戰略性的中央政府、競爭性企業和競爭性地方政府三大主體構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擔著一般性的政府職能，更直接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活動，在不同層級之地方政府通過橫向競爭促進本轄區內經濟發展的實踐中，產生了與其競爭性經濟主體地位相應的超常投資力[ 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5-56頁。有關三維市場經濟的論述，另可參看史正富，“史無前例的三十年：中國發展道路的政治經濟學”，（史正富主編）《30年與60年-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格致出版社，2009；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外部而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美元與黃金脫鉤后，通過金融虛擬化與經常性的貨幣超發來取代實體產業的發展以維系國家核心競爭力上升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從而造成其金融市場的急劇膨脹，美元也實現了從貨幣符號向獨立商品屬性-價值的實相化轉換。中國全面實施改革開放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間的近三十年時間中，中國的超常投資力與超級產能恰對應于美國的過度消費與通過貨幣長期超發形成的超常購買力，通過中國的產品出口、換回美元、以統一的外匯管理系統集中、由美國的金融市場返借回美國這一利益交換機制，兩國經濟構成了罕見的互補性戰略配對[ 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57-72頁。]。

這一戰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國而言，得益于兩個基本條件：1. 能吸收容納消化超大體量資本并能提供較高資本回報率的生產力與勞動者；2. 融高度權威、統一意志的中央領導與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體而各得其所的國家制度。而此二者，均與毛澤東時代的發展路徑具有深刻的內在關聯。

論1. 改革開放后，比較優勢理論幾乎成為對中國經濟發展最具影響力的理論資源。無論這一理論的外延如何變化，其核心總是認為，對于任何一國（地區）而言，與其它國家（地區）依據各自占優勢的要素和資源稟賦進行互補性交換，符合其最大利益。八十年代以來比較優勢理論傳播過程中，很長一段時間都將中國定性為工業基礎薄弱、生產力水平低下、只適合承接“三來一補”之類低端的缺乏核心競爭力項目的落后國家，并以此作為經濟政策與產業布局的依據。然而，伴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迅速成長為制造業超級大國-“世界工廠”，如果不帶偏見的依照比較優勢理論解釋這一現象，則恰恰必須走向當初結論的反面: 中國在參與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分工與貿易過程中，所擁有的最具優勢的資源稟賦就是其現代生產力和具有高度競爭力的龐大勞動者群體，此二者建立在中國完整的產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和教育-研發體系基礎之上。

這種具有核心優勢的資源稟賦，依照比較優勢理論，不可能是通過交換活動獲得的（交換活動只能使優勢資源的優勢進一步強化），恰恰相反，它是這樣的交換得以有意義進行的前提。這意味著，其根源必須回溯到改革開放時代之前的毛澤東時代。

不同于改革時代以比較優勢和融入全球化為主要特征的發展路徑，毛澤東時代之整體發展路徑可以被概括為趕超式的自主發展，即最大可能地調動發揚人民群眾的主體能動性克服物質及精神領域的不完備狀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盡可能短的時間中實現工業化與產業升級，依靠產業升級所釋放的巨大能量進一步推進產業升級，從而趕上并超越先進國家的生產能力及研發能力，實現由落后的農業生產國向代表先進產業方向之現代國家的轉化。這種以自主性及超常規跨越式前進為主要特征的發展路徑，以“畢其功于一役”的勇毅決絕，在最大限度地激發最廣大的勞動者主體意識的基礎上，使得中國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基本完成了西方花了近200年、日本花了近百年時間的建立現代工業體系的任務。由于在消費與積累之間對于后者的極度強調，這一時期的社會財富增長主要體現在生產性領域而對于個人生活之影響較小，客觀上造成了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脫節，社會生產力的激增提升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后來者的財富積淀而較少地體現于當時，使得這種迅速工業化的成就及已經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往往為人所忽略或嚴重低估。

這種毛澤東時代所積累起來的、因缺乏足夠消化方式而長期處于被壓抑狀態的巨大生產力，在中國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型過程中，通過三維市場機制被富于效率的集中釋放出來，從而成功吸引了以美聯儲為代表的外部超常購買力在逐利動機下持續流入。這是建立在對于事實的錯誤表述-定性基礎上的比較優勢理論卻在中國改革時代的實踐中大獲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理性之詭計”（List der Vernunft）的自我實現。

論2.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后不久，毛澤東就對于蘇聯式的以中央計劃指令為核心的計劃經濟體制產生深刻質疑，并開啟了一系列的突破這種中央計劃經濟模式的探索實踐（大躍進與文革可視作是此類實踐的極端化形式）。它以某種創造性破壞的形式，導致蘇聯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被一種高度地方分權情勢所取代，進而導致中國在改革以前的經濟結構已經極大地區別于蘇聯東歐式的典型計劃經濟結構：在所有制結構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體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為核心的農村基層組織與以供銷社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在趕超式自主發展的背景下，從農村實際出發，發展扶持了一大批“社辦企業”，這正是改革時代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增長極之鄉鎮企業的前身。這一切使得中國進行改革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比之蘇聯及東歐國家所進行的同類嘗試具有了無可比擬的優勢，此種建立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地方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實踐與情勢構成了后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 S. L. Sha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特別是3-52頁; 白鋼，“以中國道路揚棄‘苦惱意識’：評《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觀察與交流》第135期，2014, 1-14 頁。]，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對于中國的超常增長具有核心貢獻的“三維市場體制”。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地方分權化情態是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之有效貫徹基礎上得以存在與演進的，是中央對地方自主性之認同與地方對中央權威之認同、中央對地方之自覺權力讓渡與地方對中央之自覺遵從擁護的有機統一。這種中央-地方關系，本質上有別于因利益分化進而形成不同利益集團的權力博弈模式，而是基于高度政治共識的國家制度自我協調，是“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的古老命題于現代中國的新鮮實踐。

三維市場機制的形成，是這種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然延展。其中最具特色也最令人困惑的“競爭型地方政府”這一維度，意味著政府在其作為社會事務管理者與競爭性經濟主體的雙重地位之間的動態均衡，其實質在于雙重身份所依托的政治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均衡。當中國已經深度融入以資本邏輯主導的世界體系的背景下，這樣一種均衡顯得尤其難得：這意味著，在以無限自我復制為目的資本力量于每時每刻的經濟活動中不斷壯大的同時，政治的力量也在相應增長，從而得以制約-利用資本而非全然為其所制所用。這種可以不斷壯大自身的政治力量，當然不可能源自高度科層化與職能細分的專業行政機構，而必須歸于具有高度政治意識、政治意志與政治主體性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被裹挾攝納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主導的世界體系后，開始了極艱難的現代國家轉型。由于缺乏現代國家所必需的組織生活傳統，因而中國社會的組織化-現代化路徑，是通過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列寧主義式政黨推動國家組織化，進而推動社會組織化。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于其締造的人民共和國，不但對應于一般意義上的核心政黨，更是這一政治共同體的政治品質與政治主體性之源泉[ 白鋼，《中國革命與中國現代文明建立答客問》，《觀察與交流》第76期，2011。]。這也是開啟市場化改革以來雖有各種試圖使共產黨“去政治化”的主張泛起，但其主體性始終得以保持的根本因緣所在。正因為中國的各級政府，始終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且其主要成員多為同級之黨委成員，因而其作為經濟主體逐利的沖動始終受到共產黨的政治信念、組織紀律、路線方針政策之引導與限制，這種黨的政治主體性對于資本邏輯的控制駕馭，盡管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指引往往處于自在而非自為、生澀而欠圓熟、權宜而未究竟的狀態，但恰因其存在而保障了地方政府的經濟主體地位不會根本上有損其履行社會管理職能的正當性，從而使得其競爭性經濟主體地位得以有效保持。

中國道路：延續霸權或超越霸權？

自16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始終以霸權的興起、擴展、競爭、交替為主線。當這一世界體系的雛形在西歐生成時，中國及以其為代表的東亞文明處于某種依自身邏輯充分發展趨于老熟進而停滯的狀態[ 亞當?斯密曾多次在《國富論》中以中國為高度富裕、成熟而趨于停滯的國家代表，某種符合斯密意義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代表，即伴隨資本的不斷累積與競爭的不斷強化，資本投資收益率不斷趨于下降而導致其“財富完全達到該國土壤、氣候和相對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因而沒有再進步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高水平均衡陷阱”對于斯密而言，絕非落后的標志，也不局限于特定的國度或經濟發展模式，而是帶有普遍意味的經濟充分發展的必然結果。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上卷，65-66頁，87-88頁，182-83頁，198-99頁，338頁，引文見87頁。另參見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41-42頁，49-55頁。]。進入十九世紀，這一新興的世界體系依托科技進步（特別是軍工產業的發展）與較之前現代國家有著本質差別的極強大的國家組織-動員能力，使得直至此時仍在經濟總量上對其并不處于劣勢的中國與東亞被迫中斷自我邏輯的延續，被作為落后的一極嵌入此種世界體系中受其支配。

在中國極艱劇痛苦的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過程中，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國之偉大實踐。這一實踐所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極大地突破了原有世界體系的格局規制，從而獲得了一種在世界體系中相對獨立于霸權支配關系的生存-發展可能。這是中國被攝入世界體系后第一次能量躍遷。通過改革開放的實踐，在深度融入世界市場的過程中，經過長達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長，中國在經濟總量特別是在制造業領域成為世界龍頭。這是中國的第二次能量躍遷。

當下的中國，處在某種特殊的歷史關口。在美國霸權事實終結的境遇下，一種新的世界體系的構成及其取向尚未確立。同樣未定的，是中國在其中，如何定位、如何自處、如何作用。經歷自鴉片戰爭以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于反復求索之大難與大幸中實現兩次能量躍遷，面對重返世界歷史中心地位的前景，如果滿足于在新的世界體系中做一個簡單的趨勢追隨者或參與者，不智亦不義：不知己所應行是為不智，有負天下期許是為不義。而如果要擔當新的世界體系領導者的角色，則必須選擇，作為既有世界體系通過霸權迭代產生的霸權繼承者，或是超越此種霸權結構，而另立一種新的人類生存與生活之值得追求的可能性，并將此可能性在新的世界體系中實現出來。

16世紀以來的世界體系，是在資本邏輯主導下、通過最強勢的民族國家-帝國的勢力擴張建立起來的一種包含高-低、上-下、中心-邊緣、支配-受制關系的普遍秩序，它第一次將自然與人類共同納入完整的世界系統，將二者共同視作實現資本無限自我復制可進行征服、剝奪、索取的對象與工具，依照資本的邏輯與利益對其進行利用與改造[ 白鋼，《中國社會主義的文明觀》，《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1期，27-28頁。]。這一世界體系與霸權體系是同構而混一的。盡管霸權在其具有較強生命力的階段，會因其將自身利益與從屬集團利益高度勾連而獲得后者認同，是“以力假仁者”而非純然以力欺人者，但其核心必然是帶有壓迫-支配性質的等級格局。霸權統治境界之高低差別，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為這種壓迫-支配關系編造復雜精致而富有欺騙誘惑性的意識形態，并在盡可能長的時間里維持這種外觀。

在此體系內繼承霸權，意味著可以不必改變體系的基本結構與核心價值，而只需做與具體歷史境遇相應的內部調整（如英國的工商業并重之于荷蘭的商業立國，美國的垂直一體化法人型企業之于英國的傳統私人企業）。而要超越這一霸權體系，則必須根本上超越與之同構的既有世界體系。這無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戰。作霸權的繼承者，已經實現兩次能量躍遷的中國，只需伴隨實力的進一步增強順勢而為，在世界體系中加上更強烈的“中國特色”，就可以基本勝任；而要做霸權的超越者，則必須進行比之前兩次絕不輕松的第三次能量躍遷，從而徹底擺脫既有世界體系對于自身行進軌道的拘束限制，并將這條新的軌道拓展為一個可與其它國家共進而各得其所的多維空間。

這個新的空間必須能夠容納舊的世界體系之一切成員，并為之提供更為豐富廣闊而公平正大的發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國家疆域、依照資本-暴力的原則確立特定利益范圍、以征服-壓迫為核心訴求的“帝國”，被建立在文明認同基礎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為原則、以遠近大小若一共進于太平為旨歸的“天下”所取代；經濟上，確立政治原則相對經濟原則的優先地位與主導作用，將資本邏輯納入政治邏輯的統攝之下，在承認利益對于人類社會的驅動作用的同時，高揚超越私利的道義和理想，以具有極豐富內涵的社會實踐主體的“人民”超越僅依據自然本能生存的動物或單純追求自利的所謂“理性人”或“經濟人”，確立以義制利而致民大利的義利統一關系；思想意識上，以活生生的在生產-生活的實踐彼此關聯、構成共同體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賦予恒常不變特質/屬性的抽象人，以超越個人的共同體為社會的基本單位，以對于共同體的歸屬、認同和奉獻為核心價值的集體主義揚棄將人等同于自利的動物、將人的本質理解作原子式個體的個人主義傾向，通過建立在集體認同與共同實踐基礎上的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之和諧共榮。從而，構建一種以“人民為本”、“以義制利”、“集體主義”、“平等和諧”、“天下關懷”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類文明[ 白鋼，《中國社會主義的文明觀》，28-30頁。]。這無疑是比霸權迭代意義上的世界體系重建與大國崛起要艱巨、復雜、久遠得多的歷史性任務。

對于當下中國而言，在二者間如何抉擇，取決于將西方式的霸權興替路徑視作唯一值得追隨的、或唯一現實的、自身須與之相融的人類必由之路，還是作為一種世界精神在發展過程中因特殊的歷史境遇而生成、也將伴隨其遷變而被超越揚棄的環節。無論其追隨者如何留戀不舍或矢口否認，美國霸權主導的時代即美國世紀已經過去。在舊的世界體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體系尚未生成的混沌膠著態中，一種類似《華嚴經》中表述的相即相融、互攝互入、法界一味、圓融無礙境界或許不但存于理上，也會現于事相。中國道路的未來，以其未來，故而未去。它的命運，不但關聯于中國的實踐，也關聯于類似“占領華爾街”這樣不滿于資本主導的世界現狀、渴望一種新的世界可能的全球范圍之群眾運動，甚而關聯于一切與此因緣相涉者之所思、所言、所為、所愿。中國道路的偉大長征，才剛剛開始。

謹以此文紀念占領華爾街運動三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