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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澳大利亞：

我曾花費大量時間在澳大利亞拍攝由我主持的旅游節目——《車游天下》, 該節目在東方衛視和CCTV上播出。如果不是在中國當電視主持人，我恐怕永遠沒機會見證澳大利亞的美麗。當然，我寫這封信，為的不是記錄我在中國與澳洲的見聞，而是誠心地向你討一些直言不諱的建議。作為美國的朋友和盟友，你怎么看待接下來的這些問題？

美國雖然是我的祖國，但她似乎忘記了，世界不屬于美國，也不能任其為所欲為。這個世界從未像現在這樣的緊密連接，它時刻處在巨變當中，令人在時代的漩渦中眼花繚亂。如果“和平”和“繁衍”是人類的主要任務，那么全球性變革必須符合公開交流的原則，適應多極化解決方案，要讓各方都真切地感到全球事務與自己息息相關。

網絡這面鏡子，不應讓我們對自己（對同類）心生厭惡，而應對彼此心懷憐憫。在這個喧囂的世界上，媒體制造輿論，謾罵到處橫行，軍工復合體推動人們錯誤地互相批判，而這一切的基礎是“勝者為王”的思想。我堅信必須遠離它，革除這種思維范式，擁抱新思維。我們必須跳出充斥著季度收入、資本積累和官商勾結的零和游戲，用高尚的同理心和真誠的對話取而代之。

澳大利亞一直堅信，看似完全對立的體制和世界觀能對接起來，共同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而我目睹了澳大利亞如何本著這種態度，設身處地地建立對話。人類文明沒有唯一的真理，而有許多套并行不悖的故事，在一個真正的多元化世界中，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點，才能在此基礎上構建對話。作為曾經主導世界的西方，我們必須盡力去聽、去尊重其他文明的故事，并融入人類文明的整體。要做到這樣，并不簡單，需要智慧、謙遜和耐心。我由衷地贊美澳大利亞這個先驅者，并懇求你和你的伙伴——新西蘭——為駐扎在亞太地區的其他西方力量提供指導，幫助美國完成從自說自話到開啟對話的重大轉變。尤其當人類目前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面臨著自然與地緣政治的雙重威脅，這種轉變更加意義非凡。

在對待澳洲土著人的問題上，白人移民表現得謙遜、耐心和冷靜。美國也有著類似的經歷。早在美國建立之前，“北美土著”納瓦霍印第安人就已經在這片大陸上繁衍生息了。他們的文化里流傳著一句美麗的話：“這個世界不屬于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而屬于我們所有人。”就像大多數土著智慧一樣，這句真理言簡意賅、寓意深遠。英國曾經雄踞一時，后來卻沒落了，原因就在于它太晚才意識到這個真理。不過還好不算太遲，英國和艾森豪威爾時期的美國建立了“特殊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讓英國在衰落過程中保存了一定的風度。如今，世界領導者的火炬即將再次易主，美國應該同誰建立“特殊關系”呢？出乎意料地，澳大利亞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對美國來說，再沒有比澳大利亞更堅定的盟友了。美國和澳大利亞肩并肩，一起在二戰中穿越過婆羅洲的叢林，一起跋涉過朝鮮半島貧瘠的荒野，一起匍匐穿過戰火連天的越南。無論對錯，澳大利亞在原則上總和美國站在同一站線，盡管有時它不同意美國的干涉主義。

伊拉克和敘利亞就是兩個最近的例子。澳大利亞曾質疑過美國的外交政策，但這并不影響它們長期維持堅定的同盟關系。澳大利亞一如既往地保持她不急不躁的姿態，樂觀地認為只要假以時日，美國也將聽從理性的聲音：世界改變的號角將被吹響，不論曾經行善或作惡，西方必須采取一種更為謙卑的態度，因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提出要求，把她們的敘事、歷史和現實納入到關于全球共同未來的討論中去。我認為這個信息最好由美國最信任、最久經考驗的盟友傳達給她。在美國240年的歷史里，從沒有任何時刻比現在——重返亞太的節骨眼上——更需要盟友的諫言，一步行差踏錯，便會因為缺乏溝通、一味張揚民族主義激情，而引發意料之外的沖突。

成年以后，我在亞洲生活多年，深受澳大利亞的觸動。因為即使澳大利亞因冷戰時期結下的戰略同盟，而不得不做出與新時期安全經濟現狀不相符的表態，她也能與鄰國保持基本和諧。澳大利亞堅定而富于變化的芭蕾舞步，成為了她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招牌。這一點最好的例證莫過于中國如今已成為、并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持續作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伙伴。澳大利亞在波詭云譎的國際政治鋼索上走得那么穩，美國應該懷著謙虛的心態，虛心向老牌盟友吸取經驗。

現在，中美兩國又陷入新一輪無謂的政治博弈中，而與此同時，中澳關系卻迎來了史上最甜蜜時刻。盡管澳大利亞與世界排前兩位的大國都走得很近，但卻從未丟失自己的身份；盡管澳大利亞與伙伴們偶爾會遇到小坎坷，但對方終究還是能感受到她追求平等對話的誠意。各個國家都贊同國家間的對話是有意義的。澳大利亞這份獨特的能力，意味著她對中美兩國都具有無比重大的價值。在文化上，澳大利亞更接近美國，但她能在價值多元、關系復雜的亞太地區如魚得水，既實現自身發展，又促進地區內其他國家的發展。澳大利亞以及她的人民不認為她們在亞太的地理位置和她們的西方傳統之間有任何沖突，相反，她們在這矛盾之中看到了眾多機遇。

在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下跌的背景下，澳大利亞還能保持GDP每年以3%的速度增長，并與中國、東盟、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保持穩定的關系。澳大利亞人深知不恥下問的道理。澳大利亞比美國更了解中國，并且愿意通過對話消除分歧，因此和中國打起交道來暢通無阻。現在來看，澳大利亞熱衷于和中國開展更多合作。單憑這一點，我們就應該從中獲得一些啟發。

在澳大利亞的世界觀中，增長、繁榮和進步不是零和博弈。她走了一條澳大利亞特色的道路，但誰說美國就不能從中借鑒，來改善與中國的關系呢？我對此保持樂觀。

連不經意的旁觀者都能明顯感覺到，2016年的美國面臨著一場深刻而又困惑的自省。作為世界大國，這不是美國首次陷入看似無解的國內外亂局：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和越南戰爭都是歷史上的反例。在劍拔弩張的上世紀70年代，美國從一開始的模棱兩可，到后來與中國重修外交關系，最終以尼克松總統與毛主席、周總理的“世紀大會面”，宣告中美化敵為友。

在共同利益上取得一致，為后來中美成為重要貿易伙伴打下基礎。鄧小平先是南巡深圳，然后訪問美國，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舉世皆知。中美在短短30年內成為彼此的頭號貿易伙伴，著實應為此感到驕傲，歷史也將銘記：中國以世界前所未見的方式崛起，迎接新的榮光。共同的歷史教育我們，如果外交能夠多多傾聽、伸出雙手、保持開放心態，便能創造變革、能夠跨越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要達成這一點，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就必須真心誠意地接受一個事實：西方的世界觀和歐美國家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建立的各種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已無法繼續擔當國際事務的基礎框架了。中美世界觀存在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重大差異，即美國政策制定者一直假定：中國在未來某個時候，總歸會全盤接受歐美制定的國際準則，而這些規則完全是為歐美公司和政治利益量身打造的。對于這一點，中國已多次明確地表示反對。西方的世界觀不再占絕對領導權，它只是思想市場上的一員，與其他世界觀平起平坐。

如今，全球領導范式的變革速度遠超人們的預期，作為美國人，我能體會美國經受的陣痛——這和衛冕冠軍面對現實時的無奈并無二致。在冷戰及其后的一段時間內，人們從未想到世界經濟“組隊競爭”的節奏竟會以如此之快，彼此之間的聯系竟會如此之緊密。新的規則和傳統尚未形成，新的競爭者帶著各自的新思路，加入了這場競賽。作為帶著舊傷的衛冕冠軍，美國很難像澳大利亞那樣，恭順地迎接迅捷的后起之秀 (這個后起之秀正在重歸本屬于她的位置，至少從元朝開始，中國就是全球文化和經濟的領導者)，但美國應該盡早認識到后冷戰時期的舊范式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事實證明，新思想框架的建立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而且也不見得是件壞事。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美國是時候虛心聽取中國故事，去了解中國為科學發展作出的承諾了。科學發展是跨越意識形態的，是根據現有條件因地制宜，拋開成見尋找最佳出路的探索精神。澳大利亞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努力去適應中國的方式，值得我們為她喝彩。只要堅持不預設立場，實事求是，必然能取得良好的結果。

不管美國追求怎樣的民族精神，它至少應該肯定中國過去幾十年內取得的成就（帶領八億人脫離了極度貧困）。這種成績背后的組織能力、努力和國家意志，簡直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如果我們先驗地認為中國在某些方面不配做我們的老師，那么我們需要捫心自問，是否已被偏見和固執蒙蔽了雙眼。中國通過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傳統和經濟理論，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和文化成就，這不應該讓我們感到恐懼（澳大利亞就沒有害怕），相反我們應倍感鼓舞，與全世界的伙伴一起集思廣益，跳出固有的思維模式，深信做事情的方式方法絕不只一種，正如中國所展現出來的那樣。因此，我們必須掙脫舊話語的束縛，團結全人類共同面對不遠將來的重大挑戰。

著名思想家和未來主義者艾爾文·托夫勒曾說：“21世紀的文盲不是那些不會讀寫的人，而是那些不會學習、摒棄重新學習的人。”在互聯互通越來越緊密的世界上，我們要造福子孫后代，就必須學習、摒棄學習誤區、重新學習并管理變化，這些能力可能是世上少數恒定的東西了。

對的，變革是唯一不變的東西。大膽的變革！我認為，西方固然不能忘本，但應該不帶偏見地歡迎其他人取得優勢。西方固然應該保持自身的文化遺產，但也應該注意是否影響了其他民族的遺產和權益，比如澳大利亞在土著和亞洲問題上邊保持了相當高的敏感度。一方面，我們要跟隨心靈，去堅守不變的原則；另一方面，也要有寬大的胸襟去接受人類文明各種平等的形態，這是全球社區多樣性的本質所在。學會支持俄羅斯，學會為中國喝彩——只有當我們的心靈和思想都足夠強大，能平等對待那些曾經蔑視的對象，贊美它們的成功；我們才能希望和期待世界對西方報以同樣的善意。當世界同舟共濟去面對危險時，和諧相處就不再是一則童話，而是關乎人類生存的必須品。

個人自由是一種目標，是一種語義符號，但不是終點，作為民主國家，我們最根本的目標是實現人民自治。我們應該明白，悠久的歷史教會了中國人以長遠眼光看待歷史軌跡，懂得變革之路道阻且長的道理，不但需要深入理解目標，還得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持久戰精神。在這方面，中國比西方認識深刻。既然中國人都能拿出不恥下問的精神，去吸收西方思想的精華，我們憑什么不愿向中國學習？

在我們堅持認為民主是實現人民自治之必要條件的同時，必須謙遜地記住，如果選民消息閉塞、教育程度低下、對政治冷漠疏離，那么“民主”二字便是毫無意義的空中樓閣。在我們實現民主理想之前，應該保持低調，少對其他國家品頭論足，只要它們走在通往正義社會的道路上，便無可厚非。西方沒有時間對全世界進行道德評判，我們不是教導主任，而是各國測試新思想的合作伙伴。否則，美國將很快喪失全球領導地位而尚不自知。

在此引用我最愛的好萊塢大片《黑客帝國》中的一句臺詞：“命運總難免帶有一絲諷刺的意味。”

美國人是否生活在黑客帝國的“母體”中？只要剝去政治宣傳的人造假象，西方人就會意識到，中國從來沒有為了商業利益遠渡重洋去武力殖民。西方國家呢？中國從來沒有給大批大批的人戴上鐐銬，把他們運往陌生的大陸，強迫他們去田間地頭勞作，讓她們修建長城和大廈。西方國家呢？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從未以經濟或者文化征服為目標，參與國界以外的沖突，西方國家呢？中國是一片祥和、統治者全心為民的烏托邦嗎？不，目前還不是，但這是個東西方都必須經歷的過程。反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難道它們是人民自治、社會正義和人權的模范嗎？我相信任何一個誠實的人都會說“不”。如果是這樣，我們在宣揚民主制度優越性的時候，或許應該對人類發展道路上的各種思想模式保持謙遜、開放的態度。

誠實地說，中國才是現代歷史上第一個不走西方剝削殖民老路崛起的國家。中國的崛起，完全遵照自身的意愿；符合自己塑造的范式；在自主選擇發展模式和時代的同時，還保持了主權獨立性。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崛起的這些特質，都值得西方反思、喝彩、仰慕。這正是澳大利亞所做的。

沒有哪個國家、哪種文化有資格說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或擁有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相反，我們應該推進全人類的對話，加深理解，彼此支持扶助而不是互相拆臺。我們必須擁抱這種同理心的新思維。在多極化、緊密連接、快節奏的世界里，這種思維將給我們帶來好處。不管哪種膚色、哪個種族的人民，對后代的關愛、對潔凈飲用水的渴望、對和平富足的希冀，都是相同的。我們都屬于人類這個大家庭。

遏制VS不設限的對話與接觸

中國是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而美國的對華政策是“遏制”。這個詞本身不但標志著一種退步，更是對中國人（以及其他國家人民）的一種冒犯。“遏制”中國絕不是長久之道，它無法解決任何問題，而且缺乏道德和倫理基礎。美國做不到、也不應該試圖“遏制”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抱負。無論是為了延續冷戰時期的戰略同盟，還是為了助長日本越南等新盟友的民族主義狂熱情緒，都無法構成美國“遏制”中國的借口。這種策略表現出美國目光短淺和自私，它注定是要失敗的。在自身240年的歷史中，強國夢、革命性變革以及反抗外部干預，一直美國追求的東西，所以美國最應該理解中國的目標和發展軌道。雖然中國崛起與美國崛起的歷史背景不同，但畢竟這條路是美國曾經走過的。美國應該贊許中國的抱負和勇氣，而不是抱著懷疑或惶恐的態度。“遏制”中國是種偏見，是不合邏輯的。

中美兩個大國固然是彼此的對手，但它們之間更存在龐大的共同利益。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中美兩國都為保護地球盡心盡力。作為非可再生能源的兩大消費國，中美有義務推進綠色科技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發。能源短缺問題不容小覷，它可能引起新一輪的國際爭端，中國南海問題就是個鮮明的例子。此外，中美必須合力打擊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澳大利亞和中美結成伙伴，三方都能從快速的、符合倫理標準的科技進步中獲益。在各種發展工具和挑戰的促進下，世界各國有良心的領導人聚集到一起，形成一個更大家庭，而他們是全人類的家長。

不要讓刺耳的民族主義助長零和博弈——它們毫無意義、只會徒增爭端

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等主權國家推行所謂的和平繁榮政策后，美國正式公布新的戰略目標：“重返亞洲”或“亞洲再平衡”。如果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成功”是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衡量美國的標尺，那么所有人都會發現，美國這些年交出的成績單并不理想。不管美國認不認同中國在某些事情上的強硬立場，至少沒人能怪罪中國表達合理的關切。因為美國管得太寬，中國自然要做好準備。

從霸主寶座上跌落，其實沒什么可恥的。勇敢的人總有行差踏錯的時候，固步自封堅持錯誤政策才是可恥的。今年的里約奧運會首次允許無國籍運動員組成難民隊參賽。這個隊伍的運動員大多來自中東地區，戰火剝奪了他們的家園，讓他們沒有國家可以代表。公平地說，難民代表團的存在完全是拜美國所賜。

是的，面對自己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事件，美國應該放低姿態，進行深刻的反思。同時，美國也需要像國際上的伙伴們表示感謝，包括那些與我們偶有不和的國家（例如中國），以及那些還沒有因為我們糟糕的外交政策而拋棄我們的堅定盟友（例如澳大利亞）。天可憐見，澳大利亞等友國、盟國沒有拋棄我們，但它們時常也會猜測美國將如何收拾中東的爛攤子，以及“重返亞洲”戰略將對亞太地區造成什么影響。承認錯誤總是困難的，但是美國必須要明確自己人民的集體意圖；我們必須進行改革，并且向世界解釋這些改革的內容和意義。

或許，美國首先應該在重返亞洲之前，還世界一個公開道歉。

在要求別人按我們的標準行事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放低姿態、謹小慎微。公開道歉是打開過往癥結的第一步，在9·11事件后，盡管我們出于善意地想要幫助解決中東爭端，但卻導致數以百萬計的無辜百姓丟了性命。不管合理與否，中國都能夠聲稱美國在9·11之后破壞全球和平繁榮，失去了領導世界的“天命”。無論我們道不道歉，只要美國“重返亞太”還想照搬過去20年的對外政策，那么全世界都有正當的理由表達擔憂并質問我們。

一般來說，當某人不斷重復同一件事，卻期待產生迥異的結果，他恐怕已患上“失心瘋”。現在的美國已經十分接近這種狀態了。國際上，美國選擇了中國、俄羅斯等其他國家成為替罪羊，仿佛它們通過某種方式阻止美國再次走向偉大。美國或許應該先想想，是什么讓自己變得“不再偉大”，想清楚這個問題對我們不無裨益。關于這方面的討論已經變得很封閉和聲名狼藉，許多清醒者因此認為美國政治主流變得缺乏遠見和歷史觀，甚至不具備承認跌倒、站起來重新出發的勇氣。

如果亞洲和中國南海爭端逐漸升級為武力沖突，從許多方面來說責任應該落在美國失敗的中東干預政策上：它在地區爭端中的“作為”（事先預謀的入侵、干涉和企業重商主義）和“不作為”（沒有給當地選民提供恰當的信息和教育；我必須再次強調“如果沒有見多識廣、受過教育和專注的選民作為基礎，那么‘民主’二字沒有任何意義”）都造成了災難。

這個世界不屬于我們任何一個人，而屬于我們每一個人。

澳大利亞，你怎么看？現在，美國比任何一個時刻都需要盟友的建議。

大龍

（大龍是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國際關系學者、中美媒體文化關系專家）

（翻頁閱讀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