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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財閥企業似乎沒有意愿或缺乏能力對抗國際競爭對手，而面對疲軟的國內需求，他們選擇向別無選擇的弱勢消費者收取更高價格。反過來看，其實印度需求疲軟的原因正是農業困境和城市缺乏就業機會。

莫迪政府大肆鼓吹印度美好未來同時，卻忽視印度農業已漸漸衰落到內爆邊緣。首先可以看看一些關鍵數字。2022年，印度15歲及以上的勞動年齡人口略高于10億。其中，占53%的約5.6億勞動力，雖處于受雇狀態，但卻處于就業不足狀態。而從事農業的勞動力超過2.5億人，高于2019年的2.05億人。

所以，這就催生了一個悲劇性的結果。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農業吸收了4500萬新增勞動力，占印度新增用工的一半以上。增量的農業勞動力有一部分是婦女，起初她們主要從事家務勞動，但在疫情后，她們自稱“無薪的家庭農場工人”。剩余的轉移勞動力是從“不穩定的城市工作”逃回農村的個體工人。在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印度工人大量涌入生產率最低、收入最低的農業部門——農業雇傭40%以上的勞動力，產出的GDP卻不到15%。農業生產效率低下關鍵原因是大量勞動力資源利用率不足：許多農場家庭成員一起做著一個人就能完成的工作。即使是受雇于他人的臨時工，也有較長時間沒有受雇。

盡管農場規模越來越小，但涌入農業的勞動力反而越來越多。1970-71財年，印度半數農場的可用面積不足1公頃，低于官方術語中的“邊際面積”；到2015-16財年，也就是最近一次農業普查所在的年份，已有68%農場成為“邊際農場”。“邊際化”是人地矛盾的結果——很多家庭成員在農業以外無法獲得足夠收入，只能指望分到家族土地，這導致家庭農場規模在代際傳承中越變越小。（譯者注：“邊際化”是土地經濟生產能力受社會、經濟、環境因素改變而不斷下降的過程。）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47年，即印度獨立一個世紀后，超過90%的家庭農場將淪為“邊際農場”。

“小農場比大農場生產力更高”也被證明只是幻想而已。近期一項研究表明，10公頃級別農場的平均產量比1公頃級別農場高出40%，但后者的數量仍在不斷上漲。雖然印度農業得益于普及灌溉技術、優質良種、化學肥料，生產力遠高于幾十年前，但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印度農業生產效率卻明顯較低。

2011年至2022年，印度勞動生產率年增速走勢圖 圖自：斯爾亞司（CEIC）數據信息有限公司數據庫

印度土地生產力難以更快提高的重要原因是灌溉普及速度不盡如人意：如今印度運河灌溉面積與1990-91財年大致相同。道德敗壞加重了技術問題——運河灌溉和所有政府資助的灌溉一樣，幾十年來一直受猖獗的用水盜竊、分配不公、工程腐敗等問題困擾。與此同時，地下水灌溉正在催化災難性的環境問題。

盡管專家經常警告地下水正在迅速枯竭，但當前印度的法律框架和社會規范反而變相鼓勵地下水開采——正如前規劃委員會成員A.瓦迪亞納（A Vaidyanathan）所說，“人們仍競相深挖水井和安裝更強力的水泵，以便從不斷下降的地下水位中搶到更多水源”。期刊《科學進展》最近刊載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印度地下水位可能已降至極低水平，以至于難以維持當前農業產出水平。最令人心碎的是，印度農民自殺成了這場地下水危機的標志：這種慘劇不僅在干旱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卡納塔克邦、安得拉邦不斷上演，就連灌溉條件優良的旁遮普邦，也因為富農機井取水降低地下水位，而導致更多農民走上絕路。與此同時，連續多年的干旱和收獲季節的間歇性大雨等氣候危機也正在加劇全印農業生產面臨的困境。

盡管莫迪政府2020年9月出臺的三項農業法案被稱為“突破性改革”，但卻忽略了印度農業面臨的核心難題：土壤管理和水資源利用。同時，盡管這些法案旨在更好結合農業生產與農業綜合企業，但他們也忽視了一個關鍵現實：外流的農業勞動力在非農部門的就業選擇極其有限。這些法律在推出一年后，就因為引燃大規模農民抗議而被廢除。現在，盡管印度農業危機仍在加劇，但高層決策者卻往往。

無論在鄉村還是城市，印度經濟都無法創造出體面的工作機會，因此很難讓求職者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就是不幸的事實：絕望的求職者組成了“無限供應”的勞動力儲備，而精英家庭和企業卻通過建立“現代農奴關系” 利用這些勞動力資源。這種人間悲劇的宏觀經濟表現恰恰就是社會購買力受限。

“剩余勞動力”是衡量印度就業機會短缺嚴重程度的最佳指標，比“失業率”更具綜合性。簡單說，大多數印度人處于未能充分就業的狀態：許多家庭的成員一起做著一個人就能完成的工作，這種現象不僅在農業生產中極為普遍，在其他產業也屢見不鮮。印度1955年的一次就業調查就發現，雖然測算失業率僅為1%，但有15%的人即使停止“工作”也不會減少經濟活動。因此，當時印度的“實際失業率”高達16%，這表明當時1.7億勞動力中至少16%屬于“過剩勞動力”。雖然未充分就業者人告訴普查員他們想要工作，但許多人已經完全失去了工作的希望，并從勞動力統計中退出，這些人也構成了印度經濟中非生產性，且實際上是未被使用的勞動力。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夜，印度失業率已升至6%，而就業不足率為10%，這表明全印近5億勞動力的實際失業率高達16%。由于長期缺乏工作機會，越來越多的適齡勞動人口不再求職，選擇退出勞動力隊伍，其中主要是女性，但也不僅僅是女性。

新冠肺炎疫情奪走了數千萬個工作崗位，而許多失去工作的人，以及一些先前表示退出求職的人，都開始自稱“個體經營者”。這其實是就業不足最直觀的表現，因為“個體經營者”只是一種維護自尊的委婉說法。2021-22財年，約3.1億人自稱“自雇人士”，較2018-19年增加6000萬。令人感到震驚的是，在新增個體經營者中，多達3500萬人是家庭農場和非農業企業的無償“家庭幫傭”。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正當全世界都祝賀印度獨角獸企業和電子支付交易的時候，越來越多印度人卻正在淪為無力獲取報酬的剩余勞動力。

而那些有穩定工作的人，也往往從事低工資、低生產率的超長時間勞動，幾乎沒有任何工作保障或職業福利。印度獨立以來的大部分時候，每月或每周獲得固定工資，并至少享受一項社會保障福利的工人大約只占10%。

2024年5月1日，印度孟買Vihigaon村的村民們從井里打水。盡管Vaitarna河離村子只有幾公里遠，但河里的水被分流到孟買市使用，因此每年夏天村民們都沒有水喝 圖文：視覺中國

這個問題其實很直觀。印度企業提供的工作機會大多條件惡劣、工資微薄。同時，有固定工資和良好福利的政府工作，對大部分印度求職者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無論是學校、警察部門、司法部門、鐵路部門還是其他官僚機構，政府卻放任大量職位保持空缺，迫使數以百計的求職者在不可預測、充斥腐敗的招聘過程中競爭一個難以捉摸的工作崗位。

印度平均實際工資過去近十年幾乎陷入停滯，這并不令人意外。在許多地區，實際工資甚至有所下降。事實上，許多職業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甚至可以用“反人類”來形容。例如，在德里的阿扎德布爾曼迪（Azadpur mandi），一些工人日收入僅 150 至 250 盧比，而印最低日工資是 660 盧比。記者卡維莎·艾耶（Kavitha Iyer）發現，甘蔗工人必須出賣自身勞動才能償還季節初獲得的預付款，陷入一種類似“債務奴役制”的體系。在超長的工作時間中，這些工人還頻繁遭遇生產事故，并罹患惡劣天氣導致的健康問題，造成巨額醫療費用和工資損失。比甘蔗工人處境更惡劣的是磚窯工人，他們在磚窯的“地獄之火”中工作，但收入卻更加微薄。氣候危機導致的熱浪使他們的工作環境堪比地獄，而大雨則直接導致他們喪失工作和收入。一些人尋求農村就業保障計劃的幫助， 但政府卻不合情理的遲發工資，并無情鎮壓任何鬧薪抗議。

與經濟起飛的東亞國家不同，印制造業規模較小且缺乏競爭力，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據世界銀行數據，印制造業約占GDP的14%，而中國和越南制造業占GDP比例均超過四分之一。在全球制造業出口中，印度所占份額不到2%。新冠肺炎疫情后，印經濟經歷反彈后又放緩，制造業幾乎沒有增長。

其實，正是通過發展出口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大陸、中國臺灣、韓國以及后來的越南才得以吸收大量勞動力。然而，擁有14億人口的印度，其出口的制成品價值僅僅相當于擁有1億人口的越南，因此越南已明顯處于領先地位。

按GDP計算，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是印度最具活力的行業，但其雇傭人數少之又少。制造業僅雇傭印度11.6%的勞動力，因此很多求職者被迫流向生產率極低，但卻雇傭更多勞動力的行業，包括建筑、“貿易、酒店和餐館”——這些行業雇傭數占印勞動力總量近四分之一。